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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的江湖

罗大耳朵以批评的方式向朋友致敬

 
 
 

日志

 
 
关于我

罗大耳朵:高级讲师。古蔺县教研室教研员。泸州市名师。四川省首届高中语文骨干教师。发表《语文课改:继承传统 守正出新》、《百年古蔺文学的六个提要》、《望断天涯路》等文章40余篇。编有《亲近文学——高中生文学作品选读》(上下)、《走近鲁迅》(上下)、《古蔺文学选读》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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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摸“苏北”的文字  

2011-06-27 17:11:1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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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苏北爱汪曾祺那样……

罗大耳朵

第一次读苏北的文字,是《一汪情深》。罗大耳朵幻想,如果有一天,有更多的语文人,能像苏北爱汪曾祺那样爱语文,爱文学,爱上一个又一个的作家……

顶在头上的文字

■  苏    北

那天下雨,刚理了发。从外面回来,我将一张旧报纸顶在头上,到单位门前,我的一位同事看见,便挪揄说:

“不愧是文人。”

我站下问:“怎么讲?”

他说:“都把字顶到头上了,还不是文人?”

他这一句话,还真提醒了我,是啊,“把字顶在头上”,——我们热爱写作的人,又何尝不是把文字顶在头上呢?

我对文字,是有着无尽的崇拜的。或者说,对汉语,有无尽的崇拜。我的家里,旮旮旯旯,都是书本和看过了而舍不得扔的报纸,以至弄成了灾,老婆孩子深以为苦。按理说,报纸看过了是尽管可以丢掉的,我见许多学问家的书房,整洁,明亮,一尘不染,书籍摆放整齐,看不见一张报纸。我真是羡慕不已。可是我自己却做不到,书房杂乱无章。乱的原因,除了书刊乱丢,更主要的,是我的旧报纸太多。我看过的报纸,特别是副刊,我都舍不得丢弃。偶尔整理一下书房,看看人家的文字,这亦不错,那亦挺好。又想:也许哪一天,要用上其中的一句话。丢丢捡捡。结果是捡回来的多,丢掉的少。整理了半天,还是原样。乱,依然是个乱。如此反复,后来索性不再去整理,让各种书报,在日复一日、不知不觉中,一层一层加码,越摞越高,以至自己再也无力整理,只有任其发展了。

这种泛滥,不仅在家里,搜搜我的身上,十有八九也是剪下来的报纸,和自己抄摘的各种佳句、短章。想着这个可以路上一览,那个可以厕上看看。可是贪多嚼不烂,每天新的报纸源源不断,以至越聚越多,弄得几个衣兜鼓鼓囊囊,美不美观倒在其次,弄得走路都别别扭扭,感到身上到处不自在。待来整理一番,也与整理书房无异,丢丢捡捡,最后又都捡了回来。

在一本叫《蒙田》的书中,我读到过这样的故事:蒙田在38岁弃官回归故里,隐居在自己古堡的塔楼里写作《随笔集》,他退隐的依据一个是被心理学家称之为“认可的自弃”的理论,即在十六世纪的法国乃至欧洲40岁的人就“自认为自己老了”。蒙田曾这样描述自己:“不惑之年已过,已入垂暮之秋”;二个是他的精神追求。他十分崇敬古西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认为苏格拉底是所有优秀品质的“十全十美的典范”。在此情况下,他隐居乡间,开始了《随笔集》的写作。凡十载,读书、思考,潜心著述,写出了四百年来流传不衰的《蒙田随笔》,被世人誉为“欧洲近代散文之父”。让我怪奇的是,他在写作过程中,将以古希腊文和拉丁文的格言,找工匠描绘到古堡屋顶的木梁上。前后两次(1571、1572年)共描绘了65句,这样他可以朝朝暮暮躺在床上,面对那些哲人的警句名言。这才是真正是将文字顶在了头上了。

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其中记到王安石一节。也说王安石是个怪人,脑袋和性格都很特殊。他虽是一位大诗人,又怀着救世主的使命感,却不够圆滑,而且是个衣着外表极其糟糕的人。他不修边幅,衣裳污秽,远近闻名。苏洵在一篇文章中说,他“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又说,他“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有两个著名的细节:一个是他与朋友一起洗澡,朋友乘其不备,将他秽污的袍子偷偷换走,看他是否发现衣服换过,结果是王安石穿着新袍子浑然不觉;另一件是吃饭,什么菜靠他近,他就吃什么菜。一次兔肉靠他近,他就吃兔肉,朋友问他老婆:你的丈夫喜欢兔肉?他的老婆很奇怪,说,他从来不注意饭菜,怎么会喜欢吃兔肉。果然第二次吃饭,朋友把别的菜放在他的面前,结果他把另一盘菜给吃光了。是的,一个人专心思想自然而忽略外表。但像王安石这样极端,也是不多见的。我的迷恋和崇拜文字,在这一点上,倒是与王安石有的一拼。虽然我没有王安石著名和伟大。但我的行迹,已无异于王安石了。

其实崇拜文字,在中国是有传统的。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就有“惜字如金”,“敬天惜字”的习俗。对于字纸,古人认为是有灵性的,是神圣的,不能随意丢弃,更不能有秽用之举。宋时焚烧字纸,是建有专门的建筑,叫“敬字塔”或“惜字塔”,将残破磨损的经史子集,要将其供奉在字库塔内,然后择吉日,行礼祭奠后,才能焚化。我的崇拜文字,虽还未达到如此神圣和迂腐的地步,可在现代人中,也已是另类了。对于某些人来说,已同于王安石的囚首丧面而谈文学了。

苦读记

■  苏    北

我曾作《求学记》,历述我为能跨入大学校门所付出的艰辛。其实,我的“苦读”也颇俱特色。有些“行状”不在《求学记》之下。我少年顽劣,开窍甚晚。20岁之后无意之中爱好上文学,那痴迷癫狂之状,今天想来,还颇令我感动,也颇为滑稽和可笑。

人,真是“无知者无畏”。那时我脑袋空空,除了记得中学课本中的“苟富贵,勿相忘”几句古文之外,还不知文学为何物,也没有读过一本文学名著。所谓爱好,也仅限于地区小报副刊上的一些蹩脚的散文诗。然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到一本大学课本:《外国文学名著选读》。我从那本书里知道了《复活》和《茶花女》,我在看了课本中的故事梗概之后,便按图索骥,以几角钱一本的价格从书店捧回了几十本外国文学名著。

可真的拥有了,阅读起来,却是个难事。且不说那些冗长的叙述和描写,单是那拗口的人名,就够我一呛。往往好几页下来,还不知所云。然我坚持认定一个死理:既然是世界“名著”,必有它成为“名著”的道理,否则难道全世界的人都“瞎了眼”?于是我咬着牙,想办法使自己读进去。那时年青好胜,于是便把自己平时练功的一根功带钉在椅子背上,每天晚上定好时间,坐下来之后,便把功带扎在腰上,规定自己必须看到50页才能站起来(中途上厕所和喝水不算)。这样每天50页,一本500页的名著,10天也就拿下来了。我至今还记得我第一次用这种方法读的书: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和《前夜》。“1853年夏天一个酷热的日子,在离昆错沃不远的莫斯科河畔,一株高大的菩提树下,有两个青年人在草地上躺着。”(这两个人便是舒宾和伯尔森涅夫)——我至今还记得《前夜》的开头。初尝到此法的甜头之后,我便日夜兼程,用这种方式读了大量的名著:霍桑的《红字》、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莫伯桑的《俊友》、果戈理的《死魂灵》和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等。

在我试验了“捆读法”之后,我又发明了“抄读法”。记得好像有位名人说过:“读书有妙法,抄书是一招。”程千帆老先生在《詹詹录》一书中论抄书时说“……这种方法,似笨拙,实巧妙,它可以使作品中的形象、意境、风格、节奏等都铭刻自己的脑海中,一辈子也忘不掉。”我先在一个大本子上抄了《复活》的一些章节,之后便开始抄《红楼梦》。我一下买回两套《红楼梦》,将一套拆开,撕成一页页的装在兜里。那时我正在上电大,听那些录音已经把耳朵听出茧子,正无聊之极。于是我便把裁开的《红楼梦》压在课本下面,一页页地去抄。3年电大下来,我把一本书生生地给抄了一遍。日久成癖,之后见到好书手就痒痒。鲁迅、沈从文、废名、汪曾祺等许多作家的许多作品我都抄过。前不久合肥电视台庐州人家给我做了一期节目,说到我曾经抄过汪曾祺的小说,主持人很是吃惊。我说,这有什么吃惊的,我还抄过《红楼梦》呢!观众“哗”地笑了起来。是的,这种举动在今天看来是有些可笑和荒唐,然对于当年的我,不啻为一件快乐和幸福的事。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不能例外地成家、生子、过日子。有了家庭的人,时间就不是自己的了。我不能像小青年的时候那么随心所欲了。我的“捆读”和“抄读”的习惯在油瓶和奶瓶的碰撞声中渐去渐远。然十几年来,不管我的日子漂泊多远,我读书的习惯从没有丢。近年来我又发明了一种“诵读法”:将一些好的短文,裁开一页页贴在墙上,下班回家,便立于墙的一隅,双手扎叉胸前,摇头晃脑先诵它两页,忽地老婆一吼,便赶紧去淘米洗菜。然边淘洗边回味,心中乐滋滋的。这也可算是人生一大快事吧!

合肥的气味

■  苏    北

有昆虫的气味,有植物的气味。我的朋友说,人是靠气味来识别的。我不能确定,那么我们的眼睛是干什么的?我想:人是靠气味来识别的,可能主要还是指在恋人之间,在亲情之间,在朋友之间。

说世界是由气味组成的,也不为过。比如我生活的这座城市,我对它的气味就相当熟悉。合肥这座城市,应该来说还是不错的。对于北方,它是南方了;而对于南方,它也不算太南方。我说它不错,主要指气候上。合肥气候条件还是不错的。空气湿润,雨水充足,特别有利于植物的生长。合肥夏天的气味,主要是香樟的气味。那种淡淡的气息,在夏日的午后,散发在空气中,有点清香,仿佛还有点清苦。在夏日的清风中,它们轻巧地游走。它们悄声地说些小话,一副没骨的样子。我骑车上街转一圈,在那些小马路上,在遍植香樟的人行道上,那些气味就深入我的内心。我看到许多人行道上,落满了那种米粒似的淡黄色的花,树头上也是。香樟树枝叶密密织织,样子清秀圆润,有女子气。或许还是书香门第的女子,特别适宜于这样一个小而温润的城市。

其实说一个城市只有一种气味是不准确的。比如我早晨在大蜀山,人一进那个林子,便仿佛跌进了娘的怀抱。那一份踏实和快乐,是无以言说的。我踏进那一片林子,第一口的呼吸几乎是吞咽,仿佛自己多半是一张巨大的口,又仿佛身上有无数只小口,那是一种忘情的呼吸。在半山的道上,我慢慢体会到植物的气息。那是一种多种植物混合的气息。还有一夜小雨后的,松软的泥土的气息。这种泥土的气息是不同于其它的。它是混合着无数生命的气息,带着小草的,野雏菊的,昆虫的,甚至是小兽物的粪便的气息。我有时像贾宝玉看着女孩子发呆一样,也蹲下来看着那些长着无数杂草的泥土发呆。与大自然说话,你一蹲下来,就平等了。大自然是敏感而羞涩的,你态度亲切,它们就不发紧,像女孩子一样对你开放了。你就能听到它们的呼吸,它们的劳作,它们的生息和繁衍。比如这个经了一夜小雨的土地,那些杂杂的不知名的草上,还湿湿地带潮气,那些开着小蝴蝶般大小的白色小花的野菊,高高兴兴地在晨风中摇着,像一个个头上扎着小花的天使,集体在跳一支小天鹅舞曲。草丛中可是乾坤大了:一只像蓑衣虫一样的黑蝎色的虫子,有这么一拃长,身上有几十节,它先是不动,之后像列车到点了,便慢慢开动了起来。它开起来就是一列火车。身下几百只细细的触须,一起划动起来,像列车的无数个车轮,滚滚地向前,一点也不别扭,拐弯,减速,在密密的林中穿梭。它那一颗小小的脑袋,及严密的结构,比一列D字头的火车还要精致。在这列火车面前,那些蚂蚁就像一个个的乘客,穿着深色西服,忙忙碌碌,为生计神色匆忙地奔波着。我痴想:如若把这些小蚂蚁装在这只列车的肚子里,把一颗一颗的蝎色小脑袋探出窗外,就是人类的一幅微缩景观;而那些在头顶上飞舞的,只有芝麻粒大小的昆虫,就俨然是在空中飞行的飞机了。这一个小小的世界,在这样一个早晨的气息中,在头顶上高大的灌木林中,构成了这个城市的另一种气息的源头。

董铺岛的气息又不同于这里了。那里更多的是水气,还有鸟的气息。对鸟的气息的感受,多来源于鸟的粪便。那种白色的粪便,有点鱼的腥气,还有点青草气味。林子中的小路上,那些堆积的腐败的落叶上,和头顶上的高大松柏针尖般的树枝上,都遍布着。水,鸟,真的是另一种气息。

一个城市的气味其实是多元的。我从宁国路上过,大龙虾的气味扑鼻而来,我会油然生出一种生之趣味。那种口福的气味,惹得味蕾像一个个活泼的小人,一下子全醒了,叽叽喳喳,你问我我问你,怎么啦?怎么啦?于是你便想坐下,要上一杯冰啤酒,赤膊揎袖大干一番。我有时黄昏走进一条不知名的小巷,一阵臭干子的气味忽然飘了过来。这时由不得心生欢喜,不知哪家又买了一碗,回家下酒去了……深夜,路边的昏暗的灯光,热气蒸盈中是一副馄饨挑子的温暖的气味。

“馄饨嘞——,来一碗热热的馄饨——”一声清脆的声音在这夜空中分外清晰,有跫跫的足音走远的声音。

一个城市的气息,其实是一个城市的精气神。一个人喜欢另一个人的气息,想必是爱上了这一个人;一个人喜欢一个城市的气息,也一定是深爱着这座城市。合肥这座城市的气息,是一种向上的气息,是人间烟火的味道。

我为什么写《一汪情深》

■  苏    北

这本小书是我十多年的心血。因为我这些文字都不是一次完成的,是十多年间零零碎碎写的,当时都在一些报刊上发表过。所以作为书,体例上是不通的。好在文字贴心贴肺,这就不怕。文学不怕不通,就怕无情。记得汪先生在世时,一次到他家,他的膝盖上正捧着一本杂志,杂志上是一个作者写的他的小传式的印象记。我问先生:“看了么?写得怎么样?”他揪着眉头说:“这这这,这叫什么玩意儿?!”他是相当不满意的。我倒以为,各人从不同的方向、角度,去认识一个人,总是有益的。我当时说,若干年后,也许我有能力,写一本《汪曾祺传略》,10万字,薄薄的一本,那将是我非常高兴的事。我说这话时正是夏天,因为蒲黄榆9号楼的窗外,不知什么地方一棵树上的一只蝉正鸣得凶。汪先生没有吱声,但是他表情很平静,似乎还有那么一点点欣喜。我说,你若能给我谈谈,谈三天,我做一个录音,那将是一个很好的基础。

可是,这样的话,也只是说说而已。我那时也不是闲人,每天为编报纸和调京而忧伤。心想以后再说吧,仿佛汪先生可以长命百岁,可世事又何以能料得!

汪先生去世后,我仿佛又添了一份新的忧伤。我的朋友龙冬有一回对我说:“汪先生去世了,我们也应该长大了。”龙冬这番孩子气的话,让我心中不是滋味,忽然间有了一种说不出的无奈和空寂的感觉。也不是太强烈,只是那么模模糊糊的,仿佛有那么一丝半点,待细琢磨时,又不见踪影。

这十多年来,对汪先生的书,我读读写写,写下这10多万的文字,集成这么一个小册子。这能算是一本《汪曾祺传略》么?我自己看都不像。但对我来说,我以为是我对汪先生最好的纪念。这多年来,不断地有人提醒我,不能再看汪曾祺了,即使读成“汪曾祺第二”,又怎么样?还是汪曾祺。我记得似郑板桥说过“愿做青藤门下一条狗”。我们这样的业余写作,又是在文革中读中学的孩子,那一点根底,出息又能出息到哪?俗语说得好“底气,底气。底气足不足?”是说的童子功。我们哪里有什么“童子功”?都是成人了,才读那么一点书,那叫什么事?!因此,穷其一生,能成为“一条狗”已经算是不错了!有的人写一辈子,写了几百万字,可是回头看看呢,几乎是不通的!一辈子写不好的也大有人在啊。

我对这本小书里的文字,还是有几分自信的。十多年来,这些文字在各个方面受过一些检阅。记得《关于汪曾祺的几个片断》1997年刚刚在《大家》发表时,我的一位老师,就问我有没有地方转载了?我说没有。他觉得很奇怪。我是极相信他的眼光的。他对我从不说虚假的话。事实证明,十多年来,凡是读过我这些文字的朋友,无不说好。他们更坚定了我的信心。书中的其他文字,写出后也在内地和港台的一些报刊上发表过。说影响,我想是有一些影响的。以至网上有言论说我是“汪曾祺的学生”、“汪曾祺研究专家”、“汪门弟子”。我原来自己也说过“我虽不敢枉称是汪先生的学生,但我是读汪曾祺最痴迷、最持久的一个”。现在岁月又流逝了十多年,我又写了汪先生的这么一点文字。说不是,也显得过于矫情;说是,汪先生在世时,也没说过有我这么一位学生。

因此我想想,在这几个头衔中,让我自己选一个,我则更倾向于“汪门弟子”,因为弟子不可能一个,会有许多个,我作为其中一个小小的、不一定合格的弟子,我还是心有自喜。自己对汪先生崇敬、热爱,挣了半辈子,挣个小小的弟子,也不赖!至于有人说是“汪曾祺研究专家”,那简直是胡扯!写了一本薄薄的小书,就是专家了?那不是笑话!这一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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