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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的江湖

罗大耳朵以批评的方式向朋友致敬

 
 
 

日志

 
 
关于我

罗大耳朵:高级讲师。古蔺县教研室教研员。泸州市名师。四川省首届高中语文骨干教师。发表《语文课改:继承传统 守正出新》、《百年古蔺文学的六个提要》、《望断天涯路》等文章40余篇。编有《亲近文学——高中生文学作品选读》(上下)、《走近鲁迅》(上下)、《古蔺文学选读》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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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日的读经  

2011-06-11 10:20:3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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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日的读经

罗大耳朵

       《狗日的国学》,是肖川的一篇文章。近年来,国学热升温,在我县的很多学校,学生在读《三字经》、《弟子规》,甚至还编写了所谓读本。罗大耳朵是不赞成国学经典诵读的,曾专门写了一个提案《经典诵读要慎行》。

       其实,清醒者大有人在。二十年前,王小波就写过颇有见解的《我看国学》,近年,商友敬、肖川、罗强烈、吴非、王尚文、薛瑞萍等专家学者,也写了文章反对所谓“国学经典近校园”的文章。

       《古蔺教育》第三期,罗大耳朵主持了“经典诵读大家谈”,希有兴趣者参与讨论。

       特转商友敬先生的两篇文章,以慰他的在天之灵。

 

我为什么反对读经

商友敬

一百年来,以“弘扬国粹”为理由而鼓吹“读经”的呼声,似乎没有断过.算起来有五六代人了。只有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大家都识时务,不敢提,因为举国都在唪诵别一种“经”。“文革”才结束,鼓吹“读经”之声又起,而且海内外、海峡两岸遥相呼应,有办班的,有筹建书院的,有广为印制发行的,甚至还有“国际交流”的,似乎成了一种气候,但效果却不见显著,因为大家都读不懂。

本来,读也好,不读也好,各有自由。你有鼓吹的自由,我有反对的自由:你有“弘扬国粹”的理由,我也有“救救孩子”的理由。

先来说说“读经”的过去:孔子的时代是怎么教书的?不清楚,但在《论语》里大致可以看到,是谈话法,同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差不多,有时师生之间还互相辩难,这就留下许多名言隽语,记载在《论语》里。这些话好不好?今日看来有极好的,有一般好的,有可看可不看的,也有大可不必一看的。以后呢,随着孔子在历代王朝地位的升迁,他的话不管你懂不懂,不管你认为好不好,都要读都要背。光读、背《论语》还不够,再加上《孟子》和《礼记》里的《大学》、《中庸》两篇,合称“四书”,由南宋的朱熹集各家注解,编为《四书集注》,成为元明清三代最基本的教材。非但要读,还要背;非但背正文,还要背注解——因为要考。明清两代科举考试题目就是“四书”里的一句话,然后考生用“四书”里的话语写成“八股文”,叫做“代圣人立言二。这样可以造成几个后果:一是学生的思想都被“四书”罩住了,用现在的话说是“思想不解放’二是学生只会用“圣人”的口气说话,别的话不敢说,久而久之也就不能说了;三是在这个脑袋瓜子上可以戴一顶官帽,用这种口气可以打打官腔。其余的本事呢?一概没有。用清代名医徐灵胎《道情》上的话来说是:“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时文叹》)——所以才有19世纪末的“废科举”、“废八股”,同时也就宵“废读经”的呼声和行动,接下来“兴学堂”,“编新式教材”,使中国的教育走上一条新的道路,用现存的话说就是“与国际接轨”。在这个问题上,北师大的郑国民博士有一本专著《从文言文教学到白话文教学一一我国近现代语文教育的变革历程》,说得很中肯,也很详尽。我认为,20世纪以来,中国的教育尽管有坎坷,有失误,有迷茫,但不管怎么说,总比“读经”好。

但是不是就把古代的经典都废了呢?也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它毕竟是古代重要的历史文、思想资料、精神资源,有的还是优美的文学作品,关键的问题在一点:不要把它当“经”读。

什么是把它当“经”读呢?你只要看寺院的和尚是怎么念经的,教堂里的信徒是怎么念经的,三十几岁以上的朋友一定记得,文革”时是怎么“天天读”、“早请示,晚汇报”的。用林彪的话说,“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理解”。——它们在精神、态度和方法上是一致、这就是“跪着读”:屈膝,表示崇拜;低头,表示屈服;口中念念有词,表示信仰;脑子动也不动,表示毫无怀疑,全盘接受。

你如果认为这样做可以成为一个“好人”,我是杀了头也不能相信的,这样做的人只能成为一个愚昧的人、麻木的人,或者是个伪善的人。

“五四”的精神,就是启蒙的精神,让我们的国人从“跪着”的状态中站起来,学校里的学生再也不能以“读经”的态度来读课本,我们该“站着读”了。

“站着读”的书,不管是什么,都不是“经”,而是“文”,清代学者章学诚有句名言:“六经皆史”,他把据说是孔子整理的教科书《诗》、《书》、《礼》、《乐》、《易》、《春秋》等,都看作是“史”,历史的资料。这才是科学的态度,客观的态度:我们今天看待“六经”或者“四书”以及一切古代文化典籍,也都可以这样看,而从我们教师的角度来看,也只是一些可供挑选的“传统教材”。所以你可以选《论语》、《孟子》中的片断,可以选《礼记》、《诗经》中的某些章节来教学生,使他明白古代人的生活是怎样的,古代人的思想是怎样的,古代人说话是怎样的。记得好的可以记住,并化为自己的语言;有兴趣的,自己还可以找书看,多阅读一些,也可以扩大见识增加修养;认为是真理的也行,并不相信的也行;以后阅历多了,意见改变,过去相信的不信了,过去不信的又相信了,也行。——总而言之,是用自己的脑子来衡量,用生活的实践来检验。这就是我们应该提倡的读书态度与方法。因而,这就不“读经”。

今天,我反对办“书院”,反对读古代儒家“经典”,还有两点具体的理由:

一是:“四书”、“五经”没有办法读。先说“五经”。《诗经》里面有几篇好懂的,往往都已选入大中学校的教材里,作为古代的民歌和诗篇供学生阅读欣赏了;《易经》是占卜的书,除了有人将其中“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之类的话用作“格言”、“校训”之外,别的也没必要再去光顾它了;“三礼”、烦琐至极,一点也没有用;《尚书》,连韩愈都说它“佶屈聱牙”,比“绕口令”还要难读,而且比“绕口令”还要无用,不是专门研究古代历史的,是绝对用不着读它的;最后剩下《春秋》,古人已讥之为“断烂朝报”,相当于今日报纸的“大标题”,有什么读头?只有《左传》里的几篇,也选入教材,如《曹刿论战》等等,不过数篇而已。——总之,“五经”不必读,也不可读。

“四书”呢?稍微好一些。《论语》可以选读其中的一部分,从中可以看到孔老夫子的事迹、意见和为人,他是个“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老师,但绝对不是“句句是真理”的“通天教主”;《孟子》也可以选几篇读读,孟子能言善辩,有时不免强词夺理,但有一股“气势”,可以帮助我们学习发言说话和写文章。《大学》是“修身”的教材,讲道理太简单,用一根“因果的链条”把一切都串在一起:“古之欲明明德于一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身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世界上哪有这么简单的事?令人难以置信。《中庸》就更难懂也难行了,如不是专门的研究者,不可能鬣卖它。

“四书”、“五经”不好读,那就退而求其次,读后人编的“蒙学读本”吧,那就不能算是“读经”了,但今日流行的正是这些。“蒙学读本”有两个问题,一是极迂腐极庸俗,二是违反科学甚至违反常识。我们随便翻翻那些流传最广的东西:

“时去金成铁,时来铁似金。读书须用意,一字值千金。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增广贤文》)

“混沌初开,乾坤始奠。气之轻清上浮者为天,气之重浊下凝者为地。日月五星,谓之七政天地与人,谓之三才。日为众阳之宗,月乃太阴之象。虹名……,乃天地之淫气;月里蟾蜍,是月魄之精光。……”(《幼学琼林》)

“四字女经,教尔聪明。娘边做女,莫出闺门。行莫乱步,坐莫摇身。笑莫露齿,话莫高声。轻言细语,缓步游行。梳妆伶俐,洗浆浴尘。红粉不傅,肌肤自清。……”(《闺门女儿经》)

“天子重英豪,文字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学从勤中得,萤窗万卷书。三冬今足用,谁笑腹中虚。自小多才学,平生志气高。别人怀宝剑,我有笔如刀。……”(《神童诗》)

这些“蒙学读本”一翻开,就臭气熏天,我不知道今天提倡读这些“经典”,印这些“经典”的人是何居心,是什么用意,孔夫子活过来也会气死。

所以说,一、“经”不可读;二、所读非“经”。今日提倡“读经”者,绝对是误人子弟。1935年,傅斯年写过一篇《论学校读经》的文章,其中说道:

“当年的经学,大部分是用作门面装点的,词章家猎其典故,策论家壮其排场,作举业的人用作进身的敲门砖。念经念到迂腐不堪的缺点虽极多,而真心用经文以‘正心诚意’的,可就少了。这本也难怪,经文难懂,又不切后代生活……若明白这件事实,便当了然读经的效用,从来没有独自完成过。

“我不知今之主张读经者,为的是充实国文或是充实道德力量?如欲以读经充实国文,是最费力不讨好的;如欲以之充实道德力量,哲学。在现在又是办不到的事了。

“今日学校读经,无异拿些教师自己半懂半不懂的东西给学生。若是教师自己说实话,‘不懂’,或说‘尚无人真正懂得’,诚不足以服受教者之心;若自欺欺人,强作解事,无论根据汉儒宋儒或杜撰,岂不是以学校为行诈之练习所,以读经为售欺之妙法门?”

“读经”的最可恶之处是教人“先崇信,后理解”,甚至不必理解,盲目崇信。也就是把人当成“礼教”的工具,丧失了人的独立性和人格。六十八年前,傅斯年先生把话都说透了,想不到时至今日,还有人要来提倡“读经”,真不能不使人惊叹:反封建、反专制、反礼教的任务,我们远未完成;而启蒙的工作还需继续不断地努力。没有“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的人,是谈不上什么“现代化”的,更谈不上成为“世界之公民”。

鲁迅说:“我们不再受骗了”

——关于儿童读经的逆耳之言

商友敬

记不得哪一天,收到一份邮件通知,到邮局取来一看,是一套《儿童中国文化导读》,共六册,其中《大学·中庸·论语》一册、《老子庄子选》一册、《唐诗三百首》一册、《孟子》一册、《诗经》一册,还有《易经》一册。都是大字白话文,无注释,更没有“导读文字”,却有拼音,十六开本。署名“绍南文化传播公司编订”,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寄件人我不相识,收件人的名字是我,就老实不客气地收下了,心想也许是让我向老师和家长们推荐推荐。但我在读完后反而认为:这种“经典”,儿童不宜读。当然,我也要说一说反对的理由。

据“出版说明”,香港有个南怀瑾主持的“国际文教基金会”,将台湾王财贵教授的“儿童诵读经典”的“理念”介绍给大陆,非但“深受小朋友的喜爱”,而且“得到了众多家长、教师和教育专家的肯定和支持”。“目前,已有近百万儿童在诵读经典中受益。”——照这样说,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

书中还专门介绍了王财贵的“基本理念摘要”,共十五条,我也不妨顺着他的次序,一一说来:

一、王财贵说:“‘经典’是民族智慧的结晶,所载的常理常道,其价值历久而弥新,任何一个文化系统皆有其永恒不变之经典作为源头活水。‘经典’不仅构成民族之传统,而且提供给全人类以无限之启发。”

这种对“经典”的赞美,并没有说明这些“经典”的“经典性”或“权威性”到底是什么以及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的“价值”?我宁可接受陈来教授的说法:“经典的神圣权威性不是先验的决定的,而是在共同体的文化生活实践中历史地实现的,是在人与人、人与历史的关系中建立起来的。在中国更是在文化交往和礼仪实践中建立起来的。一个经典之成为经典,在且仅在于群体之人皆视其为神圣的、有权威的、有意义的,在这个意义上,经典的性质并非取决于文本的本身,而取决于它在一共同体中实际被使用、被对待的角色和作用。”(《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他还在注中特别说明:“信众群体的使用才是最根本的”。——我们无法想象,今日的中国人,尤其是儿童,都成为儒家的“信众”,并且虔诚地“使用”这些“经典”。

我们不妨将这六本书每本的第一句拿来看一看:“大学之道在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庄子选》);“孤鸿海上来,池潢不敢顾;侧见双翠鸟,巢在三珠树。”(《唐诗三百首》)(按:这书印错了,原书的第一首应是张九龄《感遇诗》中的“兰叶春葳蕤”,它却把张氏的另一首“孤鸿海上来”莫名其妙地加到前面了——引者);“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诗经》);“乾,元亨利贞。初九,潜龙勿用。”(《易经》)——这些话,对今天的儿童来说,既读不懂,又没有用,它怎么能成为“源头活水”?《老子》的第一句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它们怎么会变成“常理常道”?

过去,“四书五经”之所以成为经典,不外乎有两个原因:第一,它可以成为专制统治者的“理论依据”,至少可以充当“门面话”;第二,它是所有想做官的读书人晋升的阶梯,要靠它来考科举。清末民初的学者邓实说得很透彻:“审吾黄民之风俗政教,自秦至今,所谓一君主治之天下而已。以故其制度文物,则君主之制度文物也;其人材学术,则君主之人材学术也;其历史,则君主一人之历史也;其宗教,则君主一人之宗教也。”如实为“古史”的六经,便“所记皆人主之事;其书全体,则以君为纲,以臣为目,而于民十不及一二。”(转引自罗志田著《国家与学术:清末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时至今日,“为君”和“为臣”这两方面的需要都没有了,我们老百姓又读它作甚呢?

说得更彻底的是张中晓,他在《无梦楼随笔》中说:“中国的古文化,不管它如何智慧和高超,归根结底,没有通过个人(即思维的自由)反思的心情,因此,对人是陌生的、僵硬的、死相的。”“中国人的理论、学术著作,读来如一批命令,缺乏纯真的乐趣(美学上的享受)。没有精神参加进去,没有精神(个性)的活动。或者是抄袭,或者是枯燥的理智,或是宫廷语言的堆积。而思想,却需要普遍性和个人感情(风格)的结合。”(上海远东出版社)

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把老祖宗的“命令”拿来给今日的儿童读,以显示我们在“继承文化遗产”了。本来,这些文化“经典”自有其价值,主要是史料的价值,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自己的祖先当时怎么活、怎么想、怎么说、怎样被命令。其中当然也有些是可以让学生们读读的,如诗词,如寓言,如小品文,也可以让孩子看看孔夫子是怎样教书的,孟夫子是怎样说服(实际上说不服)君王的。关键是不能使它教条化、训诫化,成为“一句顶一万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的宗教经文。现在热衷于让儿童读经的,除了港台的一些自命为“儒学继承人”的人之外,还有一些则是丢失了别的信仰的“精神破落户”,或是懒得独立思考却又想在教育圈子里混下去的冬烘先生。

二、王财贵说:“十三岁以前是儿童记忆学习的黄金时期,也是儿童语言文字学习的最佳时期,更是儿童文化素养、高尚人格形成的关键时期。”

既然如此,为什么要让他们记住这些“古人的命令”,而不是目前家庭生活的温暖、父母的慈爱、学校生活的愉快、小朋友的友谊呢?

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让他们学习最鲜活最生动的儿歌、童谣、童话、故事,而去学习佶屈聱牙的“四书五经”呢?

难道自由自在地说和写,无拘无束地感受和想象就是缺乏“文化素养”,非要被古人命令和训诫一番,并且牢牢记住背出,才能“形成高尚的人格”?

我认为:儿童的精神世界就是童心、童言、童真、童趣,他们应是在这样的天地之中健康地成长,包括他们语言的习得与发展。他们之所以特别乐于接受儿童文学作品——儿歌、童话、故事等,就在于其中跃动着一颗颗童心,散发着童真和童趣。儿童有他自己的话语,这些话语虽幼稚却真纯,他们可以在生活交往中和阅读中提炼自己的话语,渐渐地走向规范,走向成人化、社会化。所以,首先要保护“孩子自己的话”,然后才能通过交流,慢慢学会和熟悉“爸爸妈妈”,也就是成人的话语;行有余力,才能接触到古诗古文——“爷爷奶奶的话语”。这是一个很自然的常识。现在我们偏要违背常识,先用完全无用又完全不懂的“四书五经”来灌输给孩子,使他们既不能提炼和发展自己的话语,又不能用它来与父母、老师、社会交流,来习得普通社会生活的话语,这样就堵塞了他们语言生长和发展的通道。一下子把他们从自己活泼生动、自然有趣的精神世界,强拉进僵硬死板、陈腐发霉的两千多年前的精神世界,还要说它“不仅符合儿童学习的天性,而且自幼就开始接受五千年文化的熏陶,奠定一生优雅人格的基础”。这可真是荒谬绝伦!

三、王财贵说:“记忆是一切学习的基层,关键是给儿童背什么。应该背一生可以受益的东西。现在‘死背’多了,将来才能‘活用’。”“该记忆的时候给他记忆,不该理解的时候不要强求理解,这才是合乎人性的教育法则。不要错用教育原理而扭曲了人性,浪费儿童的好时光。”

诚然,儿童时代记忆力是最强的,儿时的记忆往往到老都不会忘却,甚至如窖藏的好酒,越陈越香。但藏的如果并不是好酒,而是一瓶瓶死水呢?那就只能越陈越臭了。“元亨利贞”之类的东西,我看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辈子不会有用的,记住它浪费时间。《诗经》本是很好的民歌集,但是太古老了,记下三百首二千五百年前的民歌,在以后的生活中用得上的并不多。古人之所以记住它,是因为要在政治和外交的场合借这些诗句来“明志”;今人使用它有一种可能,比如在求婚时向对方说一句“与子偕老”——但也不一定能使对方听懂。

所以,即使要让我们的孩子接触古代的经典,也不能一古脑强塞给他们,必须加以筛选。近现代学者已经做过许多筛选和解释的工作,在古代的经典与今日的儿童之间搭建了很好的桥梁。今天,读整本的《论语》,不如读李长之先生的《孔子的故事》;读整本的《孟子》,不如读沈蘅仲先生注析的《孟子菁华》;读清人蘅塘退士编的《唐诗三百首》,远远不如读近人马茂元先生的《唐诗选》;要孩子们了解《老子》、《庄子》,我看不妨从蔡志忠的漫画看起。

“读得早、记得住,现在‘死记’,将来可以‘活用’。”——这种说法是否可靠,我是十分怀疑的。这只要拿最近几十年的例子来看就可以明白了。四十年前,我们有过一次全民的读经运动(当然,读的不是“四书五经”),声势不可谓不盛,压力不可谓不大,心不可谓不诚,气不可谓不壮,甚至有“溶化在血液里,落实在行动中”,“活学活用,立竿见影”之类的口号,今天五十岁以上的人都是有目共睹、记忆犹新的。以后呢?大家都看到了——时过境迁,烟消云散,“事如春梦了无痕”。只留下一条教训:死读是没有用的!白白浪费许多人力物力,耽误了大好时间,甚至延误了改革开放、走向现代化的进程。有了以上的“沉痛教训”,再来看王财贵下面的话:“‘经典’,只要从头按照章节,一字一句读下去背起来便是”;“不求理解,只求熟读,读多了,他就会背;会背了,便成为他一生的智慧财富”……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的话语多么相似!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鲁迅先生的名言:“我们不再受骗了”!

在中小学生的成长过程中,适度地读一点古代的文化经典,是可以的。这正如带他们到历史博物馆去参观,到历史古迹去游览,为他们打开历史文化和智慧之门,使他们在与古代文化的接触中增长知识,充分发展自己的想象力;而不是用古代的“经典”来占据他的大脑,堵塞他的想象力,湮没他的灵性;更不能使古代的典籍成为宗教的经咒,使之神秘化。

其实,把话说到底,有些人不过是要使今天的孩子“听话”、“驯从”;将来能“尽忠”、“尽孝”。别的法子都使过了,没有用。现在再用老法子“读经”,我看还是没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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