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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的江湖

罗大耳朵以批评的方式向朋友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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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罗大耳朵:高级讲师。古蔺县教研室教研员。泸州市名师。四川省首届高中语文骨干教师。发表《语文课改:继承传统 守正出新》、《百年古蔺文学的六个提要》、《望断天涯路》等文章40余篇。编有《亲近文学——高中生文学作品选读》(上下)、《走近鲁迅》(上下)、《古蔺文学选读》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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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樊骏先生  

2011-02-03 18:03:36|  分类: 名家经典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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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骏:一个真实的神话

魏     建

2011年1月15日,樊骏先生去世了。

这位新中国培养的学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中国现代文学50多年。退休后被中国社会科学院授予“荣誉学部委员”,享有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界最高学术荣誉。然而,按照当今流行的“专家”标准,樊骏先生连中等“人才”也算不上。他没有奖项、没有申请科研项目,没有学术专著(只有论文集等),发表的论文也不多。可是,读过樊骏论文的人,几乎都是交口称赞。

1986年春,在全国老舍研讨会上,樊骏先生宣读他手写的论文《认识老舍》,台下鸦雀无声。我和许多与会者都惋惜记不下来,问他何时能看到文字稿。他好像很不安地说:“写得不好,还得改。”等了一年,两年……整整等了十年!这篇论文才正式发表。我们都在赞美这十年磨一剑的杰作。可樊骏还是不满意,直到2001年又做了一次大的修改。这就是樊骏的众多“神话”之一:一篇论文修改了15年!

樊骏“神话”之二:不当导师。我国刚设立学位制度的时候,樊骏先生就可以做博士生导师了,可他不申请,连硕士生导师也坚决不当,直到退休。熟悉樊骏的人都知道,他这不是谦虚,也不是想摆脱做导师之累。他想做事,并不想要名。他义务地辅导别人的许多硕士生和博士生,年复一年。包括我在内的很多后学晚辈,都得到了他的悉心指教。二十多年来,我们这些私淑弟子想请他吃顿饭,他一次也没有答应。

樊骏还有一个更神的“神话”。

2000年,一条信息在我的同行中不胫而走:有一位不让透露姓名的人出资100万元设立“王瑶学术奖”。我们都想知道这神秘人物是谁?很多人猜的是已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王瑶教授的女儿。

两年后,樊骏先生的《认识老舍》以最高得票入选首届“王瑶学术奖”候选论文名单。樊骏力辞不受,评委们却坚持要评。

在争执的当口,某知情人说漏了嘴樊骏就是那出资人!在场的人震惊了!有人说:樊骏即使以他的名字捐款也足以让我们感动啊!何况用老师的名字,还不让说!说话人声音中带着哽咽。哪知樊骏后来又捐款100万元给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设立“勤英文学研究奖”,同样不让别人知道捐款人是谁。

樊骏先生的安贫乐道也是大家传颂的话题。他出门不要出租车,直到80岁还是乘公交车。我只见过他的三件衣服:蓝色涤纶中山装,白色衬衣,晚年那件灰色夹克衫。樊骏先生捐出的200万元是包括他继承遗产所得的几乎全部家产。他自己省吃俭用,却倾其所有奖励他人的研究。

无论顺境和逆境,樊骏先生都能做到既“独善其身”,又“兼济天下”。后者是指他的研究成果常常是关乎国家的学问。他从1953年起就参与统筹全国文学研究的宏观战略。1978年以后,他一直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做高屋建瓴式的全局性思考,亲自规划、组织和领导这一事业二十多年。可惜,这位胸有“天下”的学界领袖,却没有一个家,一生没有结婚。除了做学问,他没有多少喜好。我们见他多是在学术会议上。会后的旅游者中从没有看到樊骏的身影。我们常常不理解,他急着回家干什么?那个家永远只有一个人和数不清的书。

大家总在传颂樊骏先生的“神话”,好像他就是一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感动中国人物。他所感动我们的,首先是他人格的高尚和这高尚背后的自我牺牲。在做人上,他对自己要求极严,严到近乎苛求的程度。比如,不知多少人关心他为什么不结婚?他几乎都不回答。据樊骏的弟弟说:他不结婚是怕自己的严苛让别人受不了。多少年以后我才明白,樊骏先生对自己是怎样的严苛:不能当一个好丈夫,就不当;不能当一个好父亲,就不当;不能当一个好导师,就不当……

樊骏先生去世那天,我正在北京。刚开完会我听说樊骏先生病危,急忙赶到北京医院他的病床前。他双目紧闭,听不到我的声音。我从他那里唯一感受到的信息就是体温极高。他身边的亲友给我讲了日常生活中的樊骏,

尤其听他们说到,前天抢救的时候樊骏先生痛苦得全身颤抖,这时的樊骏先生在我的眼前变得更加真实而平凡,变成和我们一样的血肉之躯,只是在人格上超越了众生,创造了一个不可企及的神话。

樊骏先生不可企及,却并非遥不可及。他不就是总说真话吗?不就是总以事业和他人为重吗?不就是不占公家的便宜吗?不就是不当导师吗?不就是认真地写好每一篇文章吗?……然而,就是这些看似简单的事情,又有几人能做得到呢?

这就是樊骏先生:常人应该做、都能做、却都没做的事情,他尽可能地都去做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把人应该做的事情视为信念而坚守如一。一件事情,常人觉得应该做,一旦要付出牺牲,便不去做了。樊骏先生则是只要觉得应该做的事情,无论多大的牺牲,他都真的去做;这样的信念,常人信于一时,而樊骏先生却能信于一世。为此,他舍弃了那么多人间的享乐,可他的人格是完满的,他用追求大爱、大义、至真、至善的一生,彰显了人性的光芒和人之为人的尊严!

在樊骏先生遗体告别的那天,我写了一副挽联,献给他的在天之灵:

无妻室无家产无专著无一名入室弟子独善其身默默治学不恋常人之所有

有大爱有恒心有卓识有万千私淑门生胸怀天下苦苦殉道只守众生之所无

夜空中晶亮的星辰

——怀念樊骏先生

黎湘萍

我轻轻地播放了一首怀念逝者的歌曲《千风之歌》,让这首歌的旋律陪伴我写完这篇短文。对于悄然离开这个喧嚣人世的樊骏先生,《千风之歌》最能表达我的怀念之情,我好像听到他说:“请不要伫立在我坟前哭泣,我不在那里,我没有沉睡不醒,我是一首永不止息的歌……”

每日忙于不知所为的事务,我似乎久已失去某种心痛的感觉了。直到得知樊老师往生的消息,那是1月15日下午。同事发来的短信,让我一时失神,无语。

我知道他其实并没有“去世”,他只是化作千缕微风,变成了冬日里照耀在白雪上的阳光,晨曦中盘旋振翅的小鸟,如《千风之歌》所唱的,但还是抑制不住内心不绝如缕的寂寞。

祖籍浙江镇海的樊骏先生1930年12月生于上海,年纪上,他是我的父辈。他的一生经验,应该是那一代人所特有的“新旧”两栖特色吧?他很少撰文记述他在上海读小学、中学的情况,对人的一生的性格和生涯选择具有重要影响的青少年经验,因了他的“沉默”,也几乎淹没在他私人历史的静海中。惟一能猜测到的,就是他曾就读的上海麦伦中学,是英国基督教伦敦会创办的教会男校,而它的校长沈体兰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曾把这所中学办成了民主革命的教育基地,在那里庇护了地下党人的活动,培养了许多红色人才。

樊骏先生的性格志趣,一定也在麦伦中学自由空气的熏陶下渐渐形成。但这个战乱和社会动荡变革的年代,只让他匆匆窥视了一阵子就草草结束了。他飞扬的青春很快见证了另外一个时代的诞生。

1949年9月,他带着在麦伦中学接受的最早的现代民主教育的洗礼,考入了北京大学。大学四年,在内心深处播下的五四新文化启蒙运动的种子,从此跟着他一起扎根在了北京。这恐怕也是他1953年到文学研究所工作后,一直选择做现代文学研究的原因吧?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遇到樊骏先生的时候,他已在文学所工作了将近三十余年。经历过反右运动、文革风暴等各种大小政治运动的樊老师,表面上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浪漫。

相反,他给人的印象倒似乎是不苟言笑的。当时刚到文学所读硕士,我的老师何西来、杜书瀛经常提到三个人的名字,一是何其芳先生,他象征着文学所严谨治学的传统;一是栾勋先生,他所谈的中国古典美学散发着草野的生气,似乎进可济时,退可养气;三就是樊骏先生。

老师反复强调樊骏的认真,说他哪怕是在小会议上发言,也是写好提纲,注有密密麻麻的材料,让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这种精神。那时并没有上过樊老师的课,但他已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意味着一种慎思明辨的学风。

后来跟唐弢先生读博士,在现代室见到慕名已久的樊骏先生。记得刚见面时,他就不让我们称他为“老师”,而要直呼其名。我们不习惯,他反过来称我们为“老师”,看到年轻人很不好意思,他便像孩子似地笑了起来。其实,他在生活中原是不乏浪漫和幽默的,率性,纯真,厌烦尘世的虚礼与虚名的羇縻,才是他的本性,然而这些,却又常常隐藏在他貌似不苟言笑的严肃里了。

樊老师自述“为人拘谨,做事多烦琐习气,常常犹豫不决,想问题写文章也总是没完没了地反复和拖拉”(《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前言”),这一自省,大概也可从他每篇文章总是不厌其烦地修改得到印证——收入他的文集的文章,差不多都留下他反复修改成稿的痕迹,有的修改时间长达十年,甚至十多年,如他用力甚深的《认识老舍》,从发言稿到书面稿,用了十年的时间;从书面稿到修改稿,又间隔了五年时间——在当下什么都讲究速度、争抢课题和资源的时代,樊老师的这种方式显然慢得离谱,“不合时宜”,他不像那些巧思如泉、下笔千言的快手那样看什么事情都很容易,事事“举重若轻”,相反,他似乎凡事都“举轻若重”,这在有些人看来,也许未免有些“笨拙”或“迂阔”了,但他做“笨活”,并不是为了奢求浮名或文章传世,只是不能苟且于思考、治学和写作罢。

有的同事曾惋惜他早期因为参加《中国现代文学史》集体项目的写作而耽误了自己的个人研究,但正如蚌病成珠,他反而从参与现代文学史撰写的经验中,深刻地感受到了中国社会从现代到当代的转型给现代文学这门学科的建立和演变造成的巨大影响,并别具慧眼挖掘出了现代文学在“历史”、“思想”和“理论”研究上所蕴含的学术价值。

他把撰写年度学术综述文章这种最枯燥乏味的工作,转化为暗藏学术智慧的学术史的清理,他甘愿做一名吃力不讨好的“清道夫”,去清扫几十年来堆积起来的精神上和学术上的“奥吉亚斯牛圈”。正是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撰写的这些类似学术史或学科发展史的文章中,他找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语言。

他没有著作等身的皇皇巨著,但他的学术贡献尽显于慢功细活之中。他把1979年以后重新出发的现代文学学科建设,从无意识的众声喧哗的状态,转化为有意识的学术方向;他通过对王瑶、唐弢先生等现代文学研究专家的个案研究,开创了具有反省批判性质的现代文学“学案研究”;他借助于作家研究(例如《认识老舍》),重新回到历史现场,以其丰富的艺术感受力和历史研究的洞察力,重新诠释了五四启蒙精神、旧文化批判和新文化建设这三大核心价值对与当代的意义。他的简明朴实的文字之下,涌动着从麦伦中学以来就有的那一代人的激情。

在《认识老舍》一文末尾中,他引用了英国作家狄更斯在《双城记》中关于“时代”的议论来表现社会生活的复杂与矛盾,引用马克思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关于自由和个性的论述展现精神生活的广阔天地与自由。他写道:

“如果我们能像狄更斯这样理解社会现实的丰富复杂,又能像马克思这样尊重精神劳动的多样性独创性,学会接受、欣赏、珍惜‘在太阳的照耀下’‘每一滴露水’所‘闪耀着(的)无穷无尽的色彩’”,就会超越我们曾在某些历史阶段出现过的重重偏颇,而对作家有“较为公正的认识和较为科学的评价”(参见樊骏《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下册)。这是他从文学史的研究中获得的深刻启示。

黄宗羲《明儒学案》之“蕺山学案”,写刘宗周不惮权势,违世抗俗,屡以仁义之说谏万历,而被万历目为“迂阔”。有学长言及此事,以为刘宗周之“迂阔”正为难得。樊骏先生的清正孤直,有时也似乎显得“迂阔”。然而当今之世,“一涉功利,皆为苟且”,能做到不为苟且的“迂”,又何其难能?这是我每一想到樊老师,便会感到温暖和敬畏的原因吧!

愿老师如“千缕微风”,如“夜空中晶亮的星辰”,让黑夜不再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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