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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的江湖

罗大耳朵以批评的方式向朋友致敬

 
 
 

日志

 
 
关于我

罗大耳朵:高级讲师。古蔺县教研室教研员。泸州市名师。四川省首届高中语文骨干教师。发表《语文课改:继承传统 守正出新》、《百年古蔺文学的六个提要》、《望断天涯路》等文章40余篇。编有《亲近文学——高中生文学作品选读》(上下)、《走近鲁迅》(上下)、《古蔺文学选读》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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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江:闯进语文教学的狼  

2011-02-27 17:09:59|  分类: 语文教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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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江:闯进语文教学的狼

罗大耳朵

徐江是南开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已退休。他关于语文教学的直言快语,言辞激烈,让很多人又爱又恨。在语文界,他是和王荣生公开叫板的人。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一匹闯入语文园地的狼。

特将新课程报记者马志燕的采访文章贴出:

http://xkcbs.blog.sohu.com/80289051.html

http://xkcbs.blog.sohu.com/80288993.html

http://xkcbs.blog.sohu.com/80285475.html

 

徐江:我就是要颠覆中学语文教学

——对话南开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徐江、语文教学专家之一

新课程报记者    马志燕

 

首先是老师的素质不够

记者:徐老师您好!采访之前我在网上搜索过一些您的资料,发现对您的评价多种多样,有评论认为您是语文教育界的先锋领军式人物,包括“语文超男”这样的称谓,都可以看出这样的意味。但是另外也有一些过激的评论,您是怎么看待这些评价的?

徐江:我很讨厌什么“超男”这种称呼,那都是炒作出来的。作为学术研究来讲,这种称谓带有戏谑性,他不是对我的尊重,你不要用这个概念。我很讨厌他们。

记者:您对目前的语文现状做了一些全方位系统性的批判,包括教材、教师、课堂教学、语文教育评价,那您认为从这些方面来讲,目前具体都存在哪些问题,这些问题又该怎样去改进呢?

徐江:现在存在的问题,首先是老师的问题。我们总是把它归咎于体制啊,高考啊,这些都不是首要的,首先是目前老师的素质不够,我一直是这么认为的,所以很多中学老师很讨厌我这种说法。在我看来,不管出什么教材,不管考什么题,老师只要把书教好,孩子们就不用怕怎么考,拿什么教材我都照样教。所以最重要的是老师的本事,老师的素质。我们的老师,目前基本的素质不够。理论素质、思维方式,都不适应我们目前的课程改革。语文就是文章嘛,如果从语文课文的解读这方面来说,我们的老师还属于“惑”的解读,这个字怎么念,字词怎么写,这文章说了什么意思,其实这方面他们的基本素质问题不大。但是从这文章里我们能学到什么,它能给学生什么启发,这方面素质很不够。我们目前的语文老师的讲授达到了什么水平?只能说是一种说明性的语文,或者是说明型的语文。因为语文老师是说明型的老师,所以他的课是说明性的课,或者说是说明型的语文讲解,只是对课文句子意思的串解嘛!所以这种课对孩子基本就没用嘛,特别是白话文,孩子们对文章,虽然不能说百分之百全懂,但百分之八九十都懂,因为都是中国人嘛!老师再重复一遍不就是重复劳动吗?无效教学就在这儿嘛!

比如讲解《纪念刘和珍君》时,老师就会讲作家介绍,讲鲁迅生在什么年代,作品是什么时候发表的,把“三一八惨案”的背景说一通,这篇文章的意思一套,然后讲文章充分表现了鲁迅对爱国青年的支持、同情、爱护,对反动政府的愤怒、仇视、批判。一堂课不能从这些方面去讲,我们应该从文本里分析出这些东西。如果是我,会做这样的分析,为什么鲁迅先生如实地记录这个过程,上午才得知请愿的事,下午“便”得了到噩耗,他用一个“便”字来连接,作为一个语文老师,我就能深刻感受到“便”字里边的感情。“便”是一个很轻快的字,生命之轻,殒命之快,上午还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下午便阴阳两隔,所以鲁迅对死者的痛惜,对杀人者的愤慨不就已经在叙述当中表现出来了吗?我们的语文老师就是没有这种分析能力,所以我说语文课是没用的嘛!老师不讲孩子自己就能理解七成八成的,所以我讲语文老师素质不够!

教材是愚化教育之本

记者:那您对现在的教材有什么看法呢?

徐江:我们的教材有没有问题?教材当然有问题了!教材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形成阶梯性的语文系统。可以结合你当学生时候的经历,高一、高二和高三的语文教材有什么区别?一组现代文,一组文言文,一组诗歌,一组小话剧、评论之类的,总而言之,都是这么几个单元拼成一本书,下册还是这么几个单元拼成一本书。为什么这个单元和那个单元放在一起而不跟别的放在一起?它没有一个内在的逻辑关系!知识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成系统!知识如果不成系统,它就没有任何用处嘛!石头一定要按系统排列起来,才能盖成房子,成为建筑材料,如果没有系统没有规矩,它不就是一堆石头堆在那儿了吗?按照规矩摆放它就结实,没有规矩它就没有力量,没有规矩它不就是松散的一堆吗?所以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它对孩子能力的形成就起不到作用。所以我们的教材也是成问题的,高一跟高二、高三没有形成阶梯性的知识系统。所以我们的孩子们都说三个月不上语文课没关系嘛,不就少读几篇课文嘛!他们不觉得有什么缺失。

而且教材里边也设置了一些非常幼稚可笑的问题,比如《纪念刘和珍君》,课后题问“刘和珍做了哪几件事,表现了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不都是问傻子吗?所以我给人教社提意见,说他们的教材是“愚化教育之本”。他从教材上就规定了我们的教学是愚化的,是很低能的。

有些老师的素质不行,我们有些教材不行,同样我们考试也不行。我们的阅卷系统,我们的命题,都存在很多的问题。当然我对知识性的考试研究不多,这方面不是我的专长,但是从作文看,很多的题目总是很难尽人意。

命题人的思维、视野都很成问题

记者:您觉得现在的高考作文命题水平是在不断进步吧?

徐江:我觉得没有什么进步!我在报纸上发表的公开评论都是不以为然。比如天津今年的高考作文题《有句话常挂嘴边》,它是开放无边,你写什么都可以,就等于没有限制。没限制作为考试来说,一是会导致学生宿构,事先写好了什么都能对上,对学生平时的严格训练那是一种打击,平时的严格训练没有起到作用,中学老师也会感到很泄气,所以说它“开放无边”。再比如安徽省的高考作文题《提篮春光看妈妈》,这种题本身就把应试的高考生置之事外了,因为作为高中生基本上还没有脱离妈妈的照顾,而这个题目它所适用的对象应该是已经脱离父母的照顾而独立生活的主体,所以对于应考的学生来说,这种题目很矫情,写出来的文章必定也会假模假式,很别扭。所有这些都不利于考生写文章。

当然这中间又表现出命题人的思维、视野都是很成问题的,这种题一看就有问题,而命题人还觉得很不错,我就对这个很愤怒。

不读书,怎么可能提高素质?

记者:我发现每次您批判中学语文教学的时候,语文老师都是首当其冲。对于您这种批判,很多老师都感觉挺委屈的。其实很多中学老师现在的生存状态都不是很乐观,繁重的工作之余还要面临很多的社会压力,您怎么看待他们这些抱怨呢?

徐江:你说的这个情况确实也存在,所以很多老师说我站着说话不怕腰疼嘛!这就又回到了刚才的那句话,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他们的素质不够!他们疲于奔命,他们在教学上面不能应付裕如,他不从容,他们老担心,既怕这个又怕那个。如果他们的素质够的话,他教书教得好,他能担心他的孩子考不上大学吗?所以及格率、优秀率都不必担心!素质好的老师,他在这种教学环境中不会感到有什么压力,年年带高三也不会感到什么压力,之所以有这些忧虑,还是他们自身的素质不够。他们不能从自身找原因,所以只好从客观上找原因,所以我觉得本质的原因还是自己的能力有问题,我们有句话叫做“艺高人胆大”,因为技艺不高,所以才会前怕狼后怕虎。所以没有别的出路,就是要提高自己。中学老师工作量大,这是一个方面,那是学校工作量安排的问题,但我们是不是真正把自己的进修放在心上?我觉得很多老师并没有很热心地、冲劲十足地抓住一切时间努力进修。真的,我看不到!在网上,看一个教案,看训练题的标准答案,往往有几千人,而认真讨论学术的却没有,上网就是凑凑热闹。不读书,怎么能提高素质呢?你批评他们还不高兴,对我不满的人,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的问题,就是他们不能从学术上和我对战,他们不能说徐江教授你的这个说法在学术上哪个哪个方面不成立。

记者:他们可能是觉得您是一位大学老师,对中学的教学实践不是特别了解……

徐江:他们以为我不了解!我不了解和我说他错是两回事!你错就是错了,和我了解不了解有什么关系?而且,我怎么不了解?我整天在研究!我也到学校去听课,我到北京听了那么多课,许多中学老师说那是做课,和我们真正讲课不一样,真正讲课比那还糟!你要知道那些讲课的老师都是从各省市选拔出来的吧,在整体素质上要比一般老师高,而且他要非常认真地对待,来不得一丝马虎。所以说是能够代表他们的最高水平了,但是这种课许多中学老师看不出毛病,事实上很多东西他们讲得不对,讲得不到位,讲得没用,但是他们自己不知道错,反正以为发了奖的肯定都不错,回去买张光碟就模仿,照着做。

语文老师的本事就是凭借一张嘴

记者:现在的多媒体课件和各种活动都走进了语文课堂,就造成了这样一种现象:课堂虽然很热闹,但是学生的学习效果却不是很尽如人意,那么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呢?

徐江:有的老师批评我,说徐江老师是以自己的狭隘来批评别人的狭隘,他自己不懂电脑就批评电脑的作用,有个老师说,他讲《大海和沙漠》的时候,用电脑给孩子们一张大海和沙漠的图像,孩子们就感觉非常直观和形象。我要告诉这样的老师,我们语文老师的本事是什么?我们语文老师的本事就是凭借一张嘴!用我们的语言把我们要表述的东西表现得活灵活现,说沙漠就让学生感到口干,说大雪就感觉到冷。所以说你用电脑表现大雪和沙漠,不就直接干扰了孩子们用语言转化思维的能力吗?语文不就是用语言转化思维吗,这不就是它和电影、电视、照片的区别吗?所以,这不就说明他不具备语文老师的基本素质吗?

记者:您觉得语文老师应该具备哪些素质呢?

徐江:语文老师应该有诗人的澎湃激情,有小说家的想象力,有哲学家的严密,还要有杂家的博学。当然,你要说我有这么多能耐我还会做老师吗?这是一个理想的标准,我们老师们应该往这方面去努力。所以说,你要努力去锻炼自己,培养自己,改造自己。我去塘沽给学生们讲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课后老师们搜集了学生们的反馈,有学生就说,徐老师让我们重新唤起了对语文的激情,原来语文还是可以这样上的,这样学的。

我认为语文教学有三种境界:第一个境界,就是基本的识字教育;第二个境界,就是知道它讲了什么;第三个境界,要学会从中能得到什么,我会用它什么。而我们现在基本上满足于第二境界,做得还不好,而且把第一境界丢了。识字的功能我们就丢了,尤其是高中生。识字在小学老师教得还比较认真,初中就差了,到高中最差。高中我们讲一篇课文的时候,我们的老师都把识字的功能给放弃了。你看各式各样的做课表演,哪有说这个字怎么念他给你细抠一抠的?识字的功能又丢了,课又讲得不对,你说我们的课有什么用?所以我们现在的语文,尤其是高中,语文教学的效果哪里来啊?我们的整个社会,从媒体到广告,人们日常的交往,错字、病句不到处都是吗?字不会认、不会用的,到处都是,当然更不用写得好了!现在的语文连识字的功能都淡化了,我们学文章有什么用?所以我不管到哪里讲课,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识字,不管你的思想有多先进,多落后,第一条,先把这文章里不常见的字挑出来,讲清楚,然后亲自给学生示范这个字怎么造句,我也造,学生也造,我造一个比你好的,这些老师能做到吗?

记者:我看到有一次您做示范课的时候就是先查字典,有一些老师就这一点还对您有一些非议,觉得您做课没有您所说的那么有新意,没有跳出一般语文教学的窠臼。

徐江:这不是新意,这是基本功啊!每一次上课都要面临的一个基本功!所以为什么我要说他们不懂语文,查字典的做法当然不是新的,但它是基本的!从高一到高二,至少能学50篇文章吧,每篇文章里学6个生字,300个生字不就有了吗?说实在的我们常用字不就两三千字吗?所以说现在的老师连基本的东西都丢了,识字、造句,谁还把这些摆在他的教学日程里,写在他的教案里?到高中阶段你们的老师还重视不重视这些基本功?所以,这就是忽视了基本功!先不问课文你闹不闹得懂,但是你从中间学了七、八个生字,这基本的收获不就有了吗,语文基本的工具性质不就完成了吗?所以说你把工具性丢了,还谈什么人文性啊!

我们的教育是愚化教育

记者:您能就语文教育的第三个境界详细地谈一谈吗?

徐江:至于这个第三种境界,那就更谈不上了!为什么说我们的语文教育是愚化教育呢?语文,就应该让人越学越聪明,语文本来是一个教人聪明的课,是一个学本事的课,一个情感培养的课程,是一个锻炼分析能力的课程。而我们现在是啥也不是嘛,啥都没有,啥都丢了!这就是我提出的愚化教育!比如,简单的一个例子,吴晗的《谈骨气》一开头就提出了一个中心论点: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然后讲文天祥、闻一多、“不食嗟来之食”三个例子,来充分证明中国人是有骨气的。但是我们的孩子从来不想一想,你用三个例子来证明中国人是有骨气的,你为什么不想一想,用汪精卫之流的例子就能证明我们中国人没有骨气?我们孩子们为什么就没有这种发问的意识,这不傻得很吗?所以我们的愚化教育把孩子们给愚化了!他们不会想到,文天祥、闻一多能证明中国人有骨气,汪精卫能证明中国人没有骨气,那中国人到底是有骨气呢还是没有骨气呢?这个矛盾应该怎么解决,你能说说吗?老师!没有一个孩子能提出来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语文就是要让孩子们能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才是我们语文教育的成功!但是我们的孩子们没有这样的思维啊!

记者:能不能对“愚化教育”再举几个例子?

徐江:再比如《师说》,老师们一直讲,这篇文章的中心论点是“古之学者必有师”。 “教”和“学”两字同源,本来就有一个共同的意思,即使孩子明白,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它们分开了。分开了,但它们的依存性是不可分的,有“教”自然就有“学”的存在,提到“学”自然就有“教”的存在,它们缺了一个另一个就不存在。“教”与“学”互相依存,这是一个自明题。什么叫自明题,自明题就是从概念的内在联系上,就说明了它俩就是拴在一根绳上的蚂蚱,没有其中的一个另一个就不存在了。“古之学者必有师”,既然提到老师就肯定有学生,既然提到“学者”就肯定有老师,他们是互相依存不用论的东西!不用论的东西我们还讲半天,当你把论点解错了,我们整篇文章的解读不就全错了吗?所以我们的老师这样去解读议论文不就是在胡说八道吗?不就是在糊弄孩子们吗?问题是这样,教学素质的问题它跟高考有什么关系?教学素质跟工作忙有什么关系?它跟你的工作环境有什么关系?你不会教就教错了嘛!我会教,我能教,我的学生就不愁考不上大学!考不上的都是没听老师话的?考上的都是没听老师话的。

再比如说茅以升的《中国石拱桥》。文章中说到中国的石拱桥为什么发达,首先,因为我们有勤劳的人民;第二,因为我们有优秀的文化传统;第三,我们有丰富的石料。当然,茅以升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他有那个时代的局限性,受当时那种所谓的政治意识第一的思维影响,在这篇文章里灌输了一种政治意识。但是这种思维明显有问题:中国的石拱桥发达是因为中国人民勤劳和智慧,那么外国的人民难道不勤劳不智慧了吗?任何两个事物比较的时候如果有差异,那肯定相同的因素不是决定这个差异的主要因素了,那么就得去考虑第二个因素了。所以,中国的石拱桥发达是因为我们生存的这个环境决定的,包括劳动人民的聪明,是劳动的环境和劳动的需要才改造了人,最原始的唯物主义论也是劳动环境和劳动的需要造就了聪明的劳动人民!因为我们的河多,我们的石头多,所以我们要过河,所以就要造桥对不对?尼泊尔到处都是石头,整个国家都在喜马拉雅山的石头堆上,但它石头再多,劳动人民再聪明,石拱桥不也发达不了吗,因为它没有河嘛!所以说,我们的生活需要造就了劳动本身!我的一个学生在一篇文章里说,如果中学老师能给我们讲清楚这个道理,我们何必要等大学老师来给我们讲呢?所以说教这篇课文的时候,老师应该告诉学生我们应该在这个问题上有所反思,起码应该让学生知道茅以升在这个问题上说的有问题!这种思维为什么非要等到大学老师来讲,这不就说明中学老师第一看不懂;第二,他看懂了但是他不敢说。这个不敢说是他自己的问题,不是别人不让他说啊,还是自己的素质问题!而且更多的人是看不到这一点的,一想到这是专家说的,脑子里就没有警惕、批判意识。只要是专家说的都对,这说明老师的思维方法、思维素质还是有问题的!

老师:别把孩子教成“两脚书橱”

——对话南开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语文教学专家徐江之二

新课程报记者    马志燕

 

“新课标不具有改革的意义”

记者:您对现在的语文课改有什么看法?

徐江:语文课改,我们过多地把精力都花在了制定和认识条条标准上,而没有用在研究课程内容改革上,没有用在教材改革上,也没有用在真正提高教师的专业素质上。况且到现在为止,公开出版的那个课标也有很多问题,不科学,不严密,不具有操作性。我对课标最大的意见在于它不具有改革的意义,即没有在改革课程内容上下功夫。对课标持不同意见的有两种情况,一个是反对课标的某些改革,一个是嫌它不够改革。我不反对它的改革,我觉得课标的改革是形式化的,而在教学内容方面则是不改革。比如说课标里有一个提法:我们的老师要教会学生解读文本做到“知人论世”,这是课标里的话。我问你,你读文章的时候,作为一种生活的常态的阅读,不管是读报也好,读小说也好,你对作者要进行研究吗?你想这篇文章是在什么时代做的吗?也就是说你知人论世吗?你不先读读它有意思没有,有用没有,就深入讲它的写作背景,这不是本末倒置吗?

所以说,我们不应该教学生把知人论世先摆在前头,而要在不知人不论世的前提下把这篇文章读好,这才是生活的阅读,常态的阅读。而这一点恰恰是我们中学语文教学的薄弱环节,我们没有教会学生面对文本,用文本说话,让文本教会我们明白道理。知人论世,它是专门研究的人的阅读,文学评论家的阅读,用这种阅读方式去要求学生,实际上是窄化了阅读的内容,太具体化,而且还容易机械化、简单化、教条化。

所以,我批评课改,制定课标时在怎么教上提出了很多新问题,而在教什么的问题上没有提出改革的方向。这是我最主要的不满。

目前的语文教学虽不能说是“无知”但可以说是在知识的“低谷”徘徊,很多“弱智”的东西充斥在教材中。语文课改要解决的问题首先是课程内容的实质性改革,而不仅仅是外在的教学形式。

记者:您怎么看课改中的师生互动?

徐江:在中学老师眼中所谓师生互动似乎就是老师问学生答,这且不论。严重的问题是教师不会问!语文老师在和学生互动时愚蠢的提问时常出现。有的提问被作为典范写进了课改样章,而且在《语文学习》上发表了。在课文《米洛斯的维纳斯》讲读当中问:“请你站在清冈卓行的角度看蒙娜丽莎和齐白石的虾谁的画评价更高一些?”你说可笑不可笑。我批判的时候说,侯大师有段相声叫“关公战秦琼”,你在唐朝我在汉,咱俩打仗为哪般啊?叫你打你就打,你不打来他不管饭!学生说蒙娜丽莎和齐白石的虾,一个是东方的水墨画,一个是西方的油画,两个民族,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艺术风格,怎么评谁高谁低啊?叫你评你就评,你不评老师不给分!康德曾对这种现象作出尖锐的讽刺:如果问题自身是荒唐的,并且要求作出不必要的回答,那么,除了使提出问题的人感到羞愧之外,有时它还有这样的害处,即诱使它的不谨慎的听众作出荒唐的回答,并造成可笑的景象,即一个人(如古人所说)挤公羊的奶,另一个人把筛子放在下面去接。所以说,老师提问题提不到点子上嘛!这跟他的整体素质是一样的!老师的素质亟待提高啊!

再一个问题就是师生互动时,不管学生答得怎么样,老师一味说好。这种所谓赏识激励成问题。我讲一个典型例子,《语文教学研究》杂志2007年第6期有记载:

有一位在“全国第七届教学艺术大赛”获得一等奖的老师讲茨威格《伟大的悲剧》,此文记英国探险家斯科特等人继挪威人阿蒙森之后抵达南极极点,并接受阿蒙森的委托将其留在极点的信带回挪威,为阿蒙森作证——他第一个登上了南极极点。在师生互动解读这一事情时,学生竟然说:“其实斯科特在这时候可以完全不接受为阿蒙森作证的要求,他甚至完全可以把挪威的国旗拔掉,换上英国的国旗,但斯科特没有这么做,这体现了他们诚实的高尚品质。”

我不知道英国和挪威中学生怎样解读《伟大的悲剧》,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他们在这个课堂上一定会感到吃惊,怎么会有这样的念头?学生幼稚,有错误思想这是要教育的事。但是,令人不解的是老师却没有告诉学生这是“完全不可以的”。

茨威格《伟大的悲剧》记载了斯科特等人南极遇险“伟大的悲剧”,而这种师生互动解读《伟大的悲剧》本身对于学生来说则是地地道道的悲剧,将这种教学评为“全国教学艺术大赛”一等奖对于语文来说则是真真切切的悲剧。

“好的教学不会让孩子变成‘两脚书橱’”

记者:您认为好的语文教学它的标准是什么?

徐江:程颐说过一段话,大意是:“善学者要不为文字所梏, 故文字虽解错而道理可通行者, 不害也。”明代有个叫吕坤的人也曾经讲过,读诗文要懂得此文能解决某事,此文能药某病。我们教语文,不仅仅要让学生懂得这篇文章说了什么,更重要的是要让学生懂得,这篇文章能帮助自己解决什么问题。这就是学以致用!读书教书就是要达到这个境界才行。古人都懂这个道理,而我们现在还拘泥于文本。现在的问题就是,老师在为讲文章而讲文章,讲了一篇文章,不知道这篇文章有什么用。照这样的积累,中学一年充其量讲五六十篇文章,这五六十篇文章能解决多少问题?所以老师必须给学生示范,读这篇文章它能有什么用,一直到这个地步这才是一个全面的示范,全面的解读。我们的语文现在达不到我此前所说的第三个境界,所以我们的语文教学效果差,没用嘛!

只让学生知道文章讲了什么,停留在知道的层面上,用古人的话来说,不就把孩子们变成“两脚书橱”了吗?而我们现在的语文教育不就是“书橱教育”吗?往里边装了点儿知识,却不能转化为能力! “书橱教育”就是愚化教育,应该在“会用”上做文章。愚化教育是一个很大的概念,用错的东西教,用错的方法教,最普遍的是,用孩子们知道的教,孩子们不知道的不会教。所以很多学生就说,这些东西老师讲了我知道,老师不讲我也知道,这是很可悲的!

我们现在的语文老师,把教语文当作自己吃饭的工具,却没有上升到教会学生拿语文去吃饭的层次。人们大讲什么语文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其实工具性是最基本的,可是我们的老师连这一点都没有教会学生。我们如果连教会学生拿语文去生存都做不到,连这个基本的生存手段都没有教给他,那还谈什么人文性,什么性都谈不上了!整天讲什么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而孩子们越教越傻,所以说,人们都是在割裂地看问题,不是站在一个整体的、联系的角度去处理问题,认识自己的工作。

记者:您觉得这种现状该如何扭转呢?

徐江:提高老师的专业素质呀!改造老师的思维方法呀!说一千道一万,教学还得依靠老师教呀!说这话就得讲一讲电视上的《动物世界》。我们看电视动物世界中小动物都是跟着它们的爸爸妈妈去狩猎,学习在自然之林中生存的本领。人进化了,爸爸妈妈把动物世界中教育小动物学习生存本领的责任交给了学校、老师,而且还分阶段,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等等。其实各种专业的老师实际上从各个角度承担了动物世界小动物的爸爸妈妈教小动物学习生存的责任。所以,老师必须承担自己分的那份“工”,要熟悉自己这份“工”的一切,要精通这份“工”的一切。一句话,对自己的教学工作要有高度的“觉解”,并能以此教会学生去生活。

比如讲冯友兰的《人生的境界》,有一位老师在《语文学习》2007年第5期发表了自己的讲课实录,大谈什么抓重点概念、关键词的解读方法。这些方法并不错,但关键是怎么用。老师领着学生串读课文,每一段都要找关键词,然后让学生从书中循章摘句找答案。比如什么是“自然境界”,“自然境界”就是人在生活中对自己的行为“没有觉解”或者“不甚觉解”。用课本的知识回答课本的问题,从课本到课本,这就是“书麓”。让我教的话就不这样讲。我会问学生,“人生境界”是什么?自然就牵涉到“觉解”,冯友兰说了嘛,“觉解”自己行为的意义,自觉地去行动。既然“人生境界”以“觉解”为前提,那么冯友兰又说“自然境界”是“没有觉解”的本能生活,“没有觉解”的本能生活又怎么可以说是“自然境界”呢?这不矛盾吗?你看,我会教学生如何发现事物的破绽,教学生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去“撬”对方的观点。这就是素质教育!这就是真本事!会用语文学习中得到的知识去“打仗”、去“生存”。前者循章摘句找答案,只知冯友兰怎么说,不知他说的有毛病就是没有教会孩子们去分析问题,不会分析问题,没有科学的分析方法,没有分析的头脑,甚至没有分析的意识,也没有自我意识,所以没有自己的话。他们不能把自己学到的东西转换成自己的话语,只会重复课本上的话。

同是高中生,我们的高中生思辨能力差。法国高中升学考试作文试题是《我是谁?》《自由是否意味拒绝一切的权力》等思辨性极强的话题,而我们的作文试题多是《战胜脆弱》《愿景》之类的套话题。是中国孩子天生思辨能力差还是我们的语文教学园地中理性的思辨思维“化肥”太少了呢?你不教他们什么时候能懂呢?

“写文章是个认识过程”

记者:您曾经说当下的作文辅导中存在着“一强两弱”的现象,能就此展开谈谈吗?

徐江: “一强两弱”,“一强”,是“教化意识”强,不论什么题目、不管什么题材都要“突出政治”,“突出道德”,因而导致作文教学泛政治化、泛道德化,学生应试说假话、套话、表面话。比如面对“风吹倒大树,但树边小草依然存活”这样的话题,天津有的老师对学生说要“礼赞大树的献身精神,牺牲自我,保护群众,没有大树固水保土抗风沙,保护群众,小草也无法存活。”老师告诫学生,不要写“树大招风”等“消极”方面的东西。这不就是突出“教化”的典型的假话作文吗!

所谓“两弱”,首先是辅导者思辨思维能力弱,有相当多的辅导者不具备起码的哲学分析能力,因而导致越辅导学生越呆;其二是辅导者写作理论素质差,大多数辅导者不懂得基本的写作规律,他们一般多采用“个案示例分析”手段进行辅导,也就是一道题、一道题地讲,甚至只会提写作要求,让学生注意“要怎样”,而不会给学生讲“怎样怎样”。

应该让学生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去认识问题——“实事”是什么,大树被风吹倒了,小草还活着;“求”就是研究;“是”就是这个现象蕴含着的规律,也就是大树为什么倒,小草为什么活,这是一种因果关系分析,自然牵涉到各自根的固土力与自身“大”、“小”而导致受风力“大”、“小”各种因素的关系问题。中学语文老师应当这样引导学生进行思维,即分析事情的前因条件和结果,围绕“风考验着根的定力”这个本质问题去应考。你这样给孩子们讲,不就是教会他们分析问题的方法了吗?

记者:作文写作“假大空”,这几乎可以说是中国孩子的通病,您觉得根源是什么?有没有好的解决之道?

徐江:这有社会风气的影响,但主要还是受老师的导引影响。他们不敢也缺乏能力教孩子们说自己的话,生怕他们说了这种话就被打入另类,只会说共性话语。比如说北京今年的高考作文题,“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中学老师就会和孩子们讲这是写春天的寂寞,甚至还会讲“化作春泥更护花”,这不都是套话吗?我们要教会孩子们作因果思维分析会怎么样?比如说,“细雨沾衣看不见”这就是“果”。为什么看不见呢?要思考“因”。因为细雨作为前提条件打湿衣服是一个渐浸的过程。开始不觉,等看到时已经湿了。“闲花落地听无声”又是一种“果”,为什么听无声?因为它轻!所以我们从中可以得出一个道理,那就是细小轻微的事物,它自身的运动不易被人察觉,所以有句格言说“见小曰明”。也就是说,能看到细小的事物,才说明你明察秋毫,是个明白人!所以我们对细小的东西要提高警惕和注意,要防微杜渐,这不就是自己的话吗?从这个角度来指导孩子们写文章,这不就是很独特的论点吗?高考分数不就上去了吗?有人说“防微杜渐”它也是一个套话,但我这个套话是按照独特的思维方式得出来的,而且这个分析过程本身就是个很好的文章。这就是写自己的文章,这就是独立认识问题的过程!教师要改变思维方式,要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从而教会学生有独立的分析。

“低效是因为无序和盲目”

记者:一些老师指斥您说教味太浓,好像要把学生个个都变成哲学家和思想家,缺乏感性与灵性,他们认为比起理论学习来,培养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更为重要,您怎么看待这一批评?

徐江:培养兴趣,怎么培养?你把学生教会了,他就有兴趣了。你不能使他们会,他怎么会有兴趣?提出这种问题很幼稚啊,本身就没有理性,不懂理性,长期在一种混沌的状态下教学,他才提出这种幼稚的问题!

理性,通俗地说,就是作为一个语文老师,我知道我在干什么,同时又知道我怎样才能把它干得更好,达到我预期的目的。做到了这两条,才叫具有理性的教学。这个老师的这个话,本身就反映出他不懂什么叫理性,也正反映出语文老师在理性上的缺失。比如说,语文课文解读,你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不知道自己用什么科学的理论做指导,用科学的思维方法去考虑问题,你怎么把这个问题考虑好呢?我们平常说“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可能吗?这只是一个夸张的说法,我们有老师教难道还让孩子自己去读百遍吗?我们老师就应该用富有理性的理论做指导,你必须懂得它,才能给孩子讲好课,这就是我所说的理性教学!

还以冯友兰《人生的境界》为例。

我讲的话,就会把冯友兰的人生境界说当成分析、批判的靶子,提出我的怀疑。什么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四种境界是截然分开的吗?人生境界的序列层次是冯友兰说的那样吗?是渐次递进升高吗?比如有位郑老师,他全身心为国家培养人才,这是道德境界了。而徐老师就是为了自己养家糊口当教师,当然是功利境界。但两个人教学实践大不一样。郑老师领着学生循章摘句,从课本找问题,用课本的话来回答,把学生培养成“书麓”。徐老师从课本找问题,引导学生用自己的认识来回答,甚至学习如何攻击对方,让学生成为明白人。那么郑老师的道德境界就比徐老师的功利境界高吗?

我的这种教学哲学根据就是黑格尔“正题、反题、合题”三段式辩证法。我把冯友兰的观点当在“正题”,对它进行反思是“反题”,通过这种对辩,引导学生提高认识,上一个台阶,那就是“合题”。以这种“合题教学意识”教学,就是理性教学。这样的讨论,学生能不感兴趣吗?循章摘句,鹦鹉学舌,学生能感兴趣吗?

培养学生的兴趣更重要?空谈吗?这不是废话吗?说到写文章,老师不懂文章怎么来的,你怎么培养?理性的教学不影响感情,你有了理性才更有感情,更有针对性,感情才会更丰富,更正确,才是更有效的,不是盲目的。如果不教会学生从根本上掌握写作的规律,从理性上指导怎么写文章,他的兴趣从哪里来呢?目前的作文教学缺乏系统性,教师不知道作为教师究竟在干什么。比如说最简单的记叙文写作,叙述行为本身它是人重新认识自己行为的一个过程,也是生命生存的一个表现形式。老师应该让孩子们明白,你写文章,它本身就是你自身生命的一个表现形式,而这种表现形式它的本质目的是用来达到你对生活过的行为的再认识,达到对生命过程的重温嘛!你得懂得这个!比如说,很多人都游过褒禅山,但是有几个人写出了《游褒禅山记》这样的好文章?王安石为什么能成为王安石,就是因为他能够对自己的行为事后三思,用我的话说就是“回头看”!而我们很多人,就是单纯地玩,游玩的人多,玩味游的人少,重温游的人少。所以就错失了对自己的认识和素质的再提高机会,错失了对自己生命的再升华机会。而善于回头看,善于总结经验,他每一次游历才能兴趣更浓。我们普通人中,这样的人还是少数。所以作为老师,必须告诉学生叙述的本质行为是什么,让学生提高认识,认识到写作的重要性,增强他们的写作兴趣。写作规律,从本质上说就是认识规律。写作行为,从本质上讲就是认识行为。讲语文,讲出“哲学家和思想家”有什么不好?

所以,提出这种问题,他们本身看问题的方式就是割裂的,孤立的,他把牵头的东西都丢掉了!写作教学作为一种教育,教学必须是理性的,你让学生掌握了规律,他才能有兴趣,才能更主动地去学习,兴趣才会更大,才能自觉地学习。你教不会他规律,他看到你就烦!没有理论你能让他会吗?

中学语文教学之所以效果这么低,就是因为它是盲目的,就是这种盲目教学造成的。所以我对中学语文教学的现状感到十分的忧虑,而且他们盲目到自己不觉察的地步,我感到很悲哀,真的很悲哀。

“语文界专家不专,学者不学”

记者:您怎么看待眼下的语文教学界?

徐江:我曾在上海金山“语文高峰论坛”讲过这样的话:现在的语文界,有太多的专家,有太多的学者。但就是专家不专学者不学,都是在忽悠孩子们啊!如果大家真的是专家,真的是学者,我们的语文何至于这样狼狈!江西省2007年高考作文题就是“语文,想说爱你不容易”。教学效果差,学生不爱学,社会责难多。

我给你举个例子:有一个语文教学专家,给孩子们讲作文时,让孩子们论“不要盲目见异思迁”。“见异思迁”的意思不就包含盲目吗,“不要盲目见异思迁”不就是“不要盲目盲目”吗?为什么不直接让学生论“不要见‘异’就思‘迁’”呢?语文专家给孩子们出题,他连论点都能搞错!这不越教越糊涂吗?就这样的专家,还被邀请着坐飞机到处飞来飞去作报告,所以我想,不是专家的人又该如何?

目前的现状是语文活动家比较多,以语文为平台赚钱的人比较多,还到处当“泰斗”。很多人是语文商人,而且他们卖的是“阜阳奶粉”,都是伪知识、劣知识。你贩卖的东西对孩子有用还好说,如今是知识经济时代,公平交易嘛,你用知识去赚钱无可厚非,但是他兜售的都是假货,这就不可取了。所以伪劣的语文商人比较多,社会活动家比较多,但是踏踏实实真正研究语文课改,研究语文教学规律的人,太少了。尤其是在号称专家的这个队伍里头,这真的是我们语文教育界一个非常畸形、可笑的现象。在上次的访谈中,有一本书的照片,书名叫《高考作文辅导再辅导》,怎样解读这个书名?“高考作文辅导”就是指语文界那些名师的辅导,他们的辅导不对,所以我要“再辅导”。我以语文界那些名师的错误辅导为由头写了一本书。

记者: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您觉得应该怎么改观?

徐江:我觉得还是从事语文教学研究的人自身的素质没有提高,没有研究进去,所以才坐不下来,静不下心来。真的!其实现状是可以改观的,但是我们现在改起来很难,主要是因为我们太浮躁!另外,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我们现在学术争鸣的空气非常的淡薄,一提到批评权威名家,大家对这个就都很忌讳。我写了篇批评一位课改专家的文章,没有人愿意发表,为什么不可以争鸣争鸣呢?

我是闯进语文园地的“狼”

——对话南开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语文教学专家徐江之三

新课程报记者    马志燕

 

“我就是要‘逐鹿’,让老师动起来”

记者:徐老师,您好!我在网上看到关于您的一种说法,“我是闯进语文园地的‘狼’”,这话有什么典故吗?

徐江:这话题是从一个高考作文练习题引出来的。某地鹿群因没有天敌狼等动物,使得鹿群置于没有任何危险的“安乐窝”中,活动量逐渐减少,体质也越来越差,都肥得跑不动了,鹿种质量在下降。后来人们意识到这个问题,特意引狼入山。有了狼的威胁,鹿群为了生存,就得跑,体质和生命力逐渐加强,这样生态才又恢复了平衡。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哲理的事情。就语文界来说,很多老师就是在自己的苑地都觉得很高明,有“特级”称号,得过什么“全国教学艺术大赛”奖,是什么“学科带头人”等等,满有名气的。其实呢?我看大都要斟酌斟酌。比如2007年7月底在北京首都师大附中举办的“首届‘中语杯’全国语文教师课堂作文教学大赛”各省市推荐来的赛手对作文基本上不甚了了,我旁听了整个比赛。人们对语文没有踏踏实实静下心来研究。所以,我闯了进来,“逐鹿”语文苑地。写了一些不受欢迎的文章,如《中学语文无效教学批判》《评语文“课标”的缺陷》《论语文教育的哲学盲点》《从“述而不作”到“述而能作”》《也对中学作文作一点儿文化观察》等等。最近批评的调门儿还有点儿升高,原来说是“无效教学”,现在又写了《克服中学语文教学的“愚化倾向”》等论文,大概与你的访谈会同期发表。我的批评是尖刻的,是大实话,让人们听起来很不舒服,我就是让大家反思嘛!

现在语文界缺少实事求是的学术批评,有点儿批评也都是先赞扬,有什么影响,有什么成就,然后说点儿问题,这都是很舒服的批评。这种很舒服的批评能让人震动吗?能让人思考问题吗?批评不能是舒服的。“良药苦口,真言逆耳”嘛!听起来必须要有震动,要刺激!有的老师在网上说我的批评让他感到“扎心窝子般地疼,有一种撕破面皮的感觉”,能引起他们的反思,冷静地认识自己,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体制不约束老师把孩子们教好”

记者:现在一般人在心底都把诸多问题的根源归结于体制,您为什么从来不批判体制?有人就说您批评老师是挑柿子捡软的捏。

徐江:我脑子里确确实实不认为体制跟我们把孩子们教好有什么矛盾。我们教语文,培养孩子,搞素质教育,怎么会有体制约束?体制它不约束你把作文讲好吧?它不约束你把文章讲得让学生爱听,对学生有用吧?我们把孩子教得懂道理,有本事,学语文有大用处,政府怎么会不鼓励呢?我与这些人的分歧就在于能不能、敢不敢从自身找原因。知识陈旧,思维僵化,不懂理论,不解课文,不会做文,你怪什么体制?如果说体制有问题的话,我认为就是还不能一下子解决教师的基本素质问题,从培训的角度、从履岗职责角度既有人性化、又有原则化地解决这些问题。因为这牵涉到的人很多,大家都如此嘛,所以彼此彼此,既无危机感,又少责任感。我知道,人们又不愿听我的话,认为又把板子打在了教师的屁股上。那么让我举个例子看一看:

比如在第二次访谈中我曾批评“全国第七届教学艺术大赛”那位一等奖获得者,我把他解读茨威格《伟大的悲剧》定性为学生学习的悲剧,定性为语文教育的悲剧。这位获奖人品味“伟大的悲剧”连斯科特等人南极遇险“悲剧”之所以“伟大”的意味都品味不出来,讲什么“品味伟大”不是空谈吗?

获奖者说:奥茨因身体有病不愿拖累战友,自己走出帐篷,死在暴风雪中,这是“牺牲自我”;威尔逊一路拖着16公斤重的南极极点的岩石标本舍不得丢掉,这是“献身科学”;斯科特的日记中,表现了对祖国、朋友、妻子“亲密的情意”,这是“无私博爱”。这是“伟大的悲剧”之所谓“伟大”。

然而我要说,假如奥茨同埃文斯一样因绝望、幻觉而死,威尔逊没有采集岩石标本,斯科特也没有写什么日记和信,救援的人仅仅在斯科特僵硬的遗体怀中发现了第一个登陆南极极点挪威人阿蒙森的委托信,难道斯科特等人的行为就不是“伟大的悲剧”了吗?当然不是。斯科特等人之所以伟大,第一是他们登上了南极极点;第二是他们以第二的身份登上南极极点;第三是“忠实”地接受了阿蒙森的委托——将阿蒙森留在南极极点的信带回挪威。斯科特的行为构成了人类整体勇敢地探索未知的连续行动,构成一种象征——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借用一种佛家哲学话语说,就是“辗转相生”,即前后传递、相继相续。获奖者孤立地以人物个体行为所表现出来的品质来品味“伟大”,而没有站在人类发展整体立场去认识人物的行动,他与我关注的对象不同。我关注的是行动,他关注的是行动里的某些品质和精神。品味行为的品位不同,这是一种哲学认识上的差异。而这种差异不是体制造成的,体制并不约束我站在更高的境界上给孩子们讲课。

这不是个案,这是具有普遍性的问题。他是“全国第七届教学艺术大赛”一等奖获得者,他的讲课是经过反反复复、认认真真准备的,而且又得到语文界学术组织认可的。是我们现实的典型代表,不过不是积极的代表,是“悲剧性”代表。

“高校中文专业教育必须反省”

记者:您说过中学语文教师之所以差是因为高等教育中文专业教育差,那您对高校中文专业教育又有啥话要说?

徐江:从语文课改角度来说,必须把课程改革的意识灌输到高等学校,灌输给大学教授,尤其是师范院校。很显然,现在的高等院校中文专业教育没有给中学培养出合格的师资,在这个方面师范院校首当其责。他们整天在那里自吹自擂,培养了多少人才,而现实是中学师资大面积的人员不能适应课程改革的需要。语文教育的现状就是高校中文专业教育的尴尬,它不是什么应试体制的问题,而是人才的尴尬。中学一线教师是高校培养出来的,哪一位中学老师差,一般说来就是因为这些中学老师的老师差。

高校中文专业非常缺乏实际性的、应用性的学兼术的文化教育。那些大学教授,别人且不论,就是专门搞文艺理论研究、搞写作研究的人,对有关中学作文教学指导研究,对有关课文解读教学指导研究都很冷漠。你若问他们什么“叙述”、什么 “描写”、什么 “论证”十之八九的人都讲不清。所以,他们的学生到了中学当老师不会指导学生写作文。我不知道,他们给学生讲些什么?教授给学生讲了现代汉语,但学生到中学分析课文,不会体悟课文中的语感句意。方才我讲那位全国大赛一等奖获奖者讲《伟大的悲剧》,他不懂得此文中的“伟大”不是一般的“伟大”,它是斯科特一行所遇“悲剧”的定语,要紧紧围绕斯科特一行南极遇险这特定的“悲剧”去解释、去品味这场“悲剧”之所以“伟大”的独特意味,而不能简单地讲什么“牺牲自我”、“无私博爱”、“献身科学”这些共性的“伟大”。不能从教学理念上以汉语有关“定语”的语文知识为指导,在特定的语言环境当中,把课文诠释得更准确、更有意境。这种实际性的应用性的学兼术的文化教育,高校中文专业的教育质量远远不够。不知为什么,在高校中文专业学术界,这些实际的应用研究也不被认为是有学术的,不被那些教授们瞧得起。人们瞧得起的是什么?比如“狐狸与文化”研究,这是有学术的。从那些尘封的线装书中,钩沉拨落,搜集些掌故按时代、分体系,跟思想、跟风俗、跟文学串联在一起,就是《狐狸与文化》的学术论文。评奖、评职称都有份量。

中文专业什么文学,什么文学史,更多的是叙述性、说明性地讲已知的东西,很少有哲学化地探究已知背后是什么,没有在讲已知的过程中让学生去学习发现,去学习创造,去学习运用。中文专业本身“书橱教育”氛围很浓,毕业生不少是“书橱”。所以,当中学语文老师不能胜任。这一切高校中文专业教育不应该反省反省吗?

“渐进实现语文课基本话语体系大改革”

记者:作为“逐鹿”的行为,您是否仅仅停留在批评中学语文教学中的“无效”及“愚化”等现象呢?您所谓“颠覆中学语文”“颠覆”主要在什么地方?

徐江:当然不是。我所谓“颠覆中学语文”首要的是渐进实现语文基本话语体系大改革。请注意是“大改革”,所以才叫做“颠覆”。

记者:“语文基本话语体系大改革”这一命题的内涵怎么理解?

徐江:我之所谓“语文基本话语体系大改革”,是指我们的语文课两大基本教学行为——“课文解读”和“写作指导”——基本理念的大改革。我们必须改变现在的语文课基本话语体系,随着这种话语体系的改变,那么我们的思维方式就会改变,到那时,所谓的语文课改才算是初步实现课程内容的改革。这将为素质教育奠定基础,为改善培养人才的方式做出了努力。

记者:请您结合具体课文解读解释一下有关的话语体系大改革问题。

徐江:好的。我只能简略地讲一下,比如记叙文解读。在第二次访谈中,我曾批评过新课标没有在课程内容改革上指出方向,片面强调“知人论世”的基本解读方式。当然,“知人论世”是一种解读方式,但是,这并不是基本的方式,不是常态的解读方式。因而越过真正的基本解读方式而强调这种解读,对学生的思维方式的影响是负面的。我之所谓基本解读方式,从哲学上讲是“面向事情本身”,从解读方法说我将之命名为“表现性探究解读法”。

解释一下,就是“面向”文本所记“事情本身”,去探究事情的“表现”(即“事相”)所表现出来的“表现性”(即“事相”之“内涵”),这是解读最基本的原则,是解读“一切原则的原则”。

前面讲茨威格《伟大的悲剧》之所以“伟大”,我说过:第一是登上了南极极点;第二是以第二的身份登上南极极点;第三是接受阿蒙森的委托信。他们登上什么地方?这就是事情“表现”的一个元素。它表现什么?南极极点,这地点就是一个“极限”,是一个“未知”。它就是一个造就“伟大”的地方。如果你登上了泰山“极顶”,那算不上伟大。以第二的身份登上极点,且又接受了第一人的委托。这就构成了一种庄严的“连续”。这三点都是斯科特南极之行的“表现”,这种表现(即“事相”)的“表现性”是——人类勇敢地相承相继探索未知的精神,这就是之所以“伟大”之处。这种体悟,就是“面向”文本所记“事情本身”,即探险行动“本身”,所以这种探究一下子就抓住了“行动”的本质意义。

记者:请您再就作文指导话语体系的改革讲一讲。

徐江:比如说,关于议论文写作,一讲“论证”,大家就会说“用论据证明论点”。其实,“论证”绝不是“用论据证明论点”。“用论据证明论点”是“论证”的一种,或者说是“论证”的一部分。中学老师讲议论文写作,“用论据证明论点”显然是用“部分”的论证取代了“整体”的“论证”,这就压缩了学生的论证思维,因而导致学生论证视域的狭隘。学生写议论文大多机械地简单地局限在“讲例子”、“引名言”。老师在指导应试时,还会告诉学生编“名言”,还特别告诉学生不要编“泰戈尔”、“普希金”说,而是编“富兰克林”、“罗蒙诺索夫”说,因为中文系的老师不甚熟悉他们,容易蒙住阅卷人。这种办法虽说是聪明的表现,但本质上还是有点儿“黔驴技穷”的味道。如果能从根本上使“论证”话语有大的改革,不就免得讲这些“左道旁门”之法了吗?

为什么不抛弃这些“下作”论证方法,而研究一些能使学生真正聪明的方法呢?比如说“证伪法”,也就是“排除法”。

所谓证伪论证法是指论者面对所要评论的问题提出多种尝试性的认识、评价、乃至解决问题的办法等等,随之对自己的主张主动进行检验性论证,分析其错误性,确认并选择逼真度较高的观点,即相对正确性较高的思想。把这种论证方法简要概括的话,那就是:“从存在的问题出发→提出多元尝试性认识→排除负面因素较重的主张→确认正确度较高的观点”。如果我们一时不能断定一组思想或办法中哪些思想或办法是好的,就先判断哪些思想或办法是不好的,予以排除,在一定意义上说,这无疑为人们采信、认同某一思想或办法创造了可信的环境。打个通俗的比喻,证伪法好比中学生选班长。大家经过初步协商后推举三个同学作候选人。在投票前,同学们会对三个人进行深入的比较思考,我把票投给谁呢?有的人会着重对他们的缺点一一分析,最后淘汰那两位缺点较大的同学,而选择相对来说负面因素较少的同学担任班长。这种选择思维就是“证伪论证法”。

记者:若这样改革议论文话语体系,那么对于学生来说就不仅仅提高写文章的能力了。

徐江:是的。彻底改革旧的论证话语体系,扩展的是学生的思维视域,改善的是学生的思维质量。

这就是使学生变得聪明。仅以证伪法为例,如果领悟透彻,由此还会增加他在以后的社会工作中的本钱。比如,到军队当参谋,如果遇到事情你向参谋长问:首长这事怎么办?说不定参谋长眼睛一瞪斥责你:是我给你当参谋还是你给我当参谋?懂得证伪法,你就会这样说:“首长,这件事办法A有什么负面影响,办法B有什么负面影响,办法C有什么负面影响,办法D有什么负面影响。相比较,办法B负面因素最小,请首长指示。这时候参谋长打心里就会想:这小伙儿,有头脑。这就是素质教育,要把语文课、作文课教成获得真正生存本事的课。这才是课改。

记者:很显然,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这是庞大的系统工程。

徐江:是的。很重要的就是要写出这方面的教材,要有系统的理论阐述,写出有实践意义的教材。我正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在《人民教育》杂志2007年我发表了《叙述意识重构》《描写意识重构》《论证意识重构》,目前我已经完成“论证”方面的系统阐述,准备和中学语文老师一道付诸实践,转化成中学老师的教学能力。

“语文老师要学点儿哲学”

记者:请您对广大的一线中学语文老师们提一些希望和建议吧!

徐江:语文老师一定要挤出点儿时间去读书,耐下心来去读书,尤其要学点儿哲学,又尤其要学点儿现代西方哲学。比如学习一点儿无政府主义方法论。什么是无政府主义方法论?无政府主义方法论是西方的一个哲学流派,他的代表人物叫做费耶阿本德。当然,无政府主义方法论不同于无政府主义政治观,我写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方法论的文章,人们不愿意发表,我告诉他们,徐江没有约束,但是徐江的政治意识非常明确,在这方面有原则,绝对不越格。我研究的是语文,我讨论的是语文,我的目标是让孩子们把语文学好。无政府主义政治观要不得,但无政府主义方法论对促进人们广开思路,搞好教学是有益处的。它的核心内容是不要权威,不要固化,不要教条,没有唯一,在追求进步的原则下怎么办都行,这就是它的核心,也就是打破僵化思维,只要能实现我们进步的追求。套用在语文教育中就是,只要我们能把孩子们教好,你怎么教都行。不管你是满堂灌也好,师生互动也好,只要能把孩子们教好,怎么都行。这就是没有约束,没有唯一嘛!当然这样教的前提是有把握把学生教好,我不是说只要考上大学怎么教都行,而是说只要你能把学生教好他肯定能考上大学!老师们应该树立这种多元思维方法。读点无政府主义方法论,有助于我们打破旧思想的藩篱,很有冲击力量。

在中学语文走向多元解读的基础上,又有人提出了“多元有边,多元有界”,这似乎是很理性的,很辩证的。说到骨子上,还是缺乏辩证意识,这是我要批判的。之所以提出这样的批评,是因为这种思维仍然停留在以文本为政府,以作者为政府,仍然停留在对文本讲了什么的解释说明层次上。我提出第三境界,即我用这个文本干什么,我从这个文本中得到什么?这个干什么、得到什么,它是无边的,无界的。达到这一境界才是完成了语文教学,而这个境界应是真正多元的。所以,语文老师一定要耐下心来读书,读点理论文章,尤其是读点哲学书,又尤其是有新思维、解放思想的哲学书籍。

记者手记:徐江先生是我的老师。很多人眼里他是个怪老头,身为大学教授,他却一直在关心中学教育,几番炮轰中学语文教育,还自喻为闯入语文教育界的一匹狼。如今退休了,他不在家享清福,却自掏腰包全国上下四处跑,尽做些得罪人、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作为他的学生,我眼里的徐江老师满头银丝,但清癯健朗,熠熠有神的目光透着长者的慈爱和学者的睿智。他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对生活随意,对事业执著。课堂上他是一位“唯书有色,艳于西子;唯文有华,秀于百卉”的博学者,言辞激切,从来不怕获罪于人;课堂外所有学生都是他的“孩子”,包括在和他的对话中,“孩子”也是他使用最多的一个词。正是基于对“孩子们”深沉的关爱,才有了他这种近似“护犊子”的长者情怀,才有了他“不待扬鞭自奋蹄”的不懈耕耘。别人说他怪,他一笑置之,仍然以他超凡的执著,和不息的信念继续着自己的事业,祝福徐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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